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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酒业终端销售行为谈谈对商业贿赂和商业惯例的认识

史楠 徐州工商局 soto_shinan@yahoo.com.cn


商业贿赂行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种，但是《反法》的规定毕竟距离现在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形态已发生了许多的变化，商业手段层出不穷。其中有的商业手段成为了成功的商业惯例，也有的商业手段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构成了商业贿赂行为。到底如何甄别是商业贿赂还是合乎商业道德的商业惯例，每一个执法者可能都有不同的认识，在此笔者结合办案实践对酒业终端销售竞争中的商业贿赂行为谈几点粗浅的认识，权作探讨，希望对工作有所裨益。
《反法》第一条规定了其立法宗旨：“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应始终把是否侵犯了公平竞争的经营秩序进而损害了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作为终极标准，在没有确切规定和答复时用这一终极的裁量标准来公平公正的行使认定和裁量权，体现执法正义。《反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其中包含了不正当竞争的共性要件，包括：首先不正当竞争的主体是经营者并且在经营者之间进行；其次不正当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或公允的商业道德的手段；另外不正当行为暗含此行为的社会危害，主要表现在破坏公平的市场秩序或损害消费者利益或二者兼而有之。商业贿赂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种，其构成要件中必然包括不正当竞争的共性要件，而且商业贿赂还有一个同类型行为的共同要件即经营者实施贿赂的主观目的性。
【案情一及评析】
某酒厂家为推销本公司生产和销售的某种类白酒，以15元/瓶盖的标准，用现金向酒店服务员“回收”酒瓶盖，以此促使酒店服务员竭力向顾客推销该种类白酒。
这种行为我们俗称“开瓶费”，其实质是经营者为销售商品采用给付财物的方式贿赂对其商品销售有直接影响力的人（酒店服务人员），向酒店服务员争取交易机会。此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了其他经营者和潜在经营者，也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最终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构成了商业贿赂行为。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前还存在一种现象厂家本身在该酒的包装内放有包括现金在内的财物，或者瓶盖本身带有兑换财物的利益。这些财物在公允的商业惯例上属于向消费者的附赠，但现实情况下由于消费者在酒店消费过程中的疏忽等原因，使得酒店服务员以外获得了此赠予的利益，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诱使了服务员促销该种类的酒。这种行为，虽然在实际结果上厂家给付了服务员财物，但不具有给付财物的主观故意，故无法定性为商业贿赂。服务员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
【案情二及评析】
某酒厂家为使该厂生产销售的某种类的红酒在某酒店的餐厅吧台的货柜上陈列，向该酒店缴纳一定时期内一定数量的“进店费”，以此促使该种类酒在该酒店的销售。该酒的所有权属于厂家，销售的利润由某公司获得。
笔者认为该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商业贿赂行为。因为酒店的吧台的货位是有限的，而且在日常的经营中由于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形成了天然的“黄金地段”，极具商业价值。酒业公司在此上柜的目的是争取消费者的“眼球”，而且酒公司和酒店之间没有该酒的交易行为，并非向酒店不正当的争取交易机会。比如现实中的一块广告牌，非此即彼，此则排挤了彼，但并不能认为广告位的牌位费是商业贿赂。
【案情三及评析】
某酒业公司为了促进某一时期在某酒店的销售某类型的酒，向该酒店缴纳一定时期内一定数量的“买断促销权费”，即在一定时期内该酒店只允许该公司雇佣的促销员进入酒店促销或只能销售某一种该类型的酒以此来促进某类型的酒的销售。该酒的所有权属于该公司，销售的利润由某公司获得。
笔者认为该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商业贿赂。因为该公司使用自己的促销人员销售酒，公司支付的报酬属于工资的性质，其目的是通过自己的促销员向消费者争取交易机会。酒店和酒公司之间不存在交易关系，也就不存在争取交易机会的问题，“买断促销权费”应视为一种类似宣传推广的费用。
连同上一种案情，有另一种情况就不同了。厂家给付酒店“进店费” 和“买断促销费”的同时，该酒的所有权产生交易，即厂家向酒店销售该酒，这时厂家的行为就构成了交易机会的争取而且是通过给付对方酒店财物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竞争，构成商业贿赂。
谈到这儿，又会使我们联想到商场的“进场费”问题，如果供应商和商场的关系是购销关系，即商场的购销差价仍然是其利润来源，则进场费基本构成商业贿赂（视个案而定）；而如果商场内货物的所有权仍归供应商所有，商场和供应商之间不发生商品交易，商场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提供场地和环境者，其无法利用进销差价作为利润来源的情况下，进场费就性质而定是合理的。


宣告死亡制度中被宣告死亡人及其配偶的婚姻关系问题

北安市人民法院王素杰


一、宣告死亡后被宣告死亡人、配偶及其第三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问题。
对于宣告死亡后，被宣告人的婚姻关系的解除，各国民法有不同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319条规定：“宣告死亡前的婚姻随新的婚姻的缔结而解除。” 《法国民法典》第128条规定：“失踪者的配偶得缔结的新婚姻。”第132条进一步做出规定：“即使宣告失踪的判决已被撤销，失踪人的婚姻然解除。” 《瑞士民法典》第102条规定：“配偶一方被宣告为失踪，并经法院解除其前婚关系的，他方始得再婚。前款被宣告失踪的配偶的他方，得在宣告失踪时或通过特别程序，请求同时解除婚姻关系。” 《民通意见》第37条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与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 依此规定，自然人被宣告死亡后，其与其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被宣告死亡人的配偶的婚姻自没有问题可言。问题在于如果被宣告死亡人在其生存地又缔结了一个新的婚姻，该婚姻关系在法律上应如何认定。因为1980年通过的《婚姻法》并未建立婚姻无效制度，所以一般认为该婚姻关系有效。但是，2001年新修订的《婚姻法》第十条规定，重婚的婚姻无效。学者一致认为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不涉及公法上的关系，尤其刑事法律关系。重婚罪，是指有配偶的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建立另一个夫妻关系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 该婚姻关系问题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失踪人被宣告死亡后，失踪人自己在其生存地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宣告死亡；因此，失踪人被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并不及于失踪人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失踪人在其生存地又另外缔结了一个婚姻，应该认定失踪人在明知自己有配偶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已构成重婚，此婚姻关系依照现行婚姻法的规定是无效的。当然，为兼顾该婚姻关系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如果对方当事人不知道失踪人有配偶，笔者认为，其行为是善意的，在宣告该婚姻关系无效后，应当按有效婚姻关系来处理善后问题，以保护善意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如果对方当事人知道失踪人原已有配偶或者知道失踪人已被宣告死亡仍与失踪人结婚，其行为是恶意的，此时应当按现行婚姻法的规定来处理该婚姻关系。对其利益不应特别保护。
第二，失踪人被宣告死亡后，失踪人自己在其生存地并知道自己已被宣告死亡，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失踪人没有申请撤销宣告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失踪人与他人结婚，按照现行相关法律的规定，该婚姻为有效婚姻。因为，重婚的构成必须以行为人已经有一合法的婚姻关系为前提。
失踪人被宣告死亡后，其婚姻关系自行终止，则失踪人的前一婚姻关系已经解除，其后一婚姻关系必然不构成重婚。因此，失踪人可以利用这种漏洞来规避法律的制裁。笔者认为，公法上行为的构成与私法上行为的构成是不一样，以重婚罪的认定为例，构成重婚罪的重婚行为的方式可以是登记重婚，也可以是事实重婚。 我们知道，事实婚姻只在1994年２月１日国务院颁布《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之前才被认为是一种合法婚姻，在此之后的事实婚姻在法律上都认定为一种无效婚姻。但在刑法上都认定为是构成重婚的一种行为方式。其实宣告死亡对于相对人来说，其婚姻关系消灭，而对于被宣告死亡人来说，其仍应受到婚姻效力的约束。因此在立法上应当采用此种立法例，在失踪人知道自己被宣告死亡后，以此为由缔结了另一婚姻，应当认定为已构成重婚。当然，这也应该区分该婚姻关系的对方当事人是否是善意还是恶意，以保护善意当事人的正当利益。
二、撤销死亡宣告后失踪人与其配偶的婚姻关系问题
《民通意见》第３７条规定：“……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销，如果其配偶尚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如果其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则不得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有学者认为：“此项规定全面周到，殊值推崇，应为我国民法典所采。” 对此，笔者实不敢苟同，学界也有众多学者认为该解释实属不当。 该解释反映了当时最高法院在进行司法解释时的片面性、武断性和主观性，并未仔细地考虑到失踪人与其配偶在撤销宣告死亡后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撤销死亡宣告后，失踪人与其配偶都希望恢复原来的生活；第二种情况是撤销死亡宣告后，双方都不愿意恢复原来的生活；第三种情况是撤销死亡宣告后，失踪人与其配偶中有一方不希望恢复原来的生活。笔者认为，现有的司法解释只考虑到了第一种情况，而忽略了后两种情况。我们知道，婚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我国婚姻法也是把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夫妻双方离婚的基本要件的。我们不否认一部人持有坚贞的爱情观，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为了达到某种崇高的目标而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婚姻自由权（这正是我国立法中的一大弊病）。作为私法领域的民法，首先是一部人法和权利法，应该以人为本，维护权利的多样性和自由性。（当然，笔者并不否认，私权的行使应以不损害他人的权利为前提。）如果说，《民通意见》第37条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与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销，如果其配偶尚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如果其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则不得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是尊重被宣告死亡人的配偶的婚姻自由权的话，该条后半部分的规定则是轻率地践踏了被宣告死亡人配偶的婚姻自由权。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试想，怎么可能每一对分离了多年的夫妻在重逢后都还能对对方怀有深厚的感情的。缺乏了感情为基础的婚姻也是不可能幸福的，而这正是为何我国婚姻法要确立婚姻自由这一基本原则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制订民法典的时候必须对该问题进行修订，在撤销死亡宣告后，不管其配偶是否再婚，夫妻关系都不能从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若双方再有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愿，必须重新登记结婚。若生存方已结婚，而又愿重归于好的，那么生存方就应先办理离婚手续，然后再与其以前配偶重新登记结婚。
五、结语
综上所论，宣告死亡法律制度是必须和必要的，现在我国宣告死亡法律制度在宣告死亡人的范围、利害关系人申请的顺序、法律效果及婚姻关系问题等方面存有不足，这理应在制定民法典中确立新的宣告死亡法律制度时，引起重视。以实现宣告死亡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如转载敬请注明作者）
参考文献

1、参见郑冲、贾红梅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参见罗玉珍译：《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版。
3、参见殷生根、王燕译：《瑞士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
4、参见王作富主编、黄京平副主编：《刑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416、417页。
5、参见尹田：《论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6、参见李建华、彭诚信著：《民法总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126页。
7、士国主编：《民法总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 第51、52页；许冰梅、陆伟丰：《论宣告死亡及死亡宣告被撤销的法律后果》，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