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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伊春市汤旺河区人民法院—卢茂秋、付连良
　　在办理侵犯财产犯罪案件中，常常碰到需要正确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主观要件的情况。什么是非法占有？哪些情况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没有一个统一和明确的解释，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不便。笔者浅谈自己的看法。
　　
　　一、“非法占有”的刑法含义
　　
　　认定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笔者认为，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采取某种被认为是犯罪手段，实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非法取得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物，并将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事实状态。其含义包括五方面的内容：
　　
　　1、取得和占有财物行为的非法性。非法占有的前提条件是行为非法。一是取得财物的行为非法，为法律所禁止，二是占有财物的行为非法，没有合法的依据。
　　
　　2、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实际控制性。非法占有的本质特征是占有，也就是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主要体现为对财物的直接掌握与管理。这种掌握与管理必须是直接的、现实的，而不是间接的、想象的。当然，在研究实际占有性的时候，也有一种行为人企图非法占有，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实际占有，或者行为人自动中止了自己的行为，不再实施实际占有行为的情况，也是刑法中的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
　　
　　3、对财物所有权的全面侵犯性。刑法中的非法占有与民法中的非法占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就民法的角度而言，非法占有是指非所有人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对财物的占有，这是针对财产所有权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权而言的，而且有善意的非法占有和恶意的非法占有之分。只有当占有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对财物的占有属于非法的情形下，法律才不予确认和保护。而刑法中的非法占有是指对财产所有权四项权能的全面侵犯。行为人希望获得不属于自己所有财产的占有权，而且意在行使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正因如此，刑法中的非法占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才比民法中非法占有严重得多，才需要运用刑罚手段来加以调整和预防。比如，拾得他人的遗忘物，是一种非法占有行为，但在处置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主动交还失主或者交公，一种是既不退还失主又不交公，甚至在司法部门责令返还时仍然拒不交出，而将其留为己用、收益和处分。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行为人才具备了刑法中所指的将他人遗忘物非法占为已有拒不交出的法定情节，构成犯罪，才以侵占罪处罚。
　　
　　4、非法占有财产目的的明确性。侵犯财产类犯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直接故意，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目的，这是刑法所明确规定的，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不能认定为刑法中的非法占有。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不是出于贪利性动机而实施了财产型犯罪行为的情况。比如，因追索债款不成而盗窃债务人财物的，因对单位领导不满而盗窃本单位财物泄愤所得的，等等。尽管犯罪动机不同，但行为的实质还是将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公私财产非法占为已有，目的还是明确的。
　　
　　5、非法占有财物行为应受刑罚惩罚性。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并不一定都是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行为，只有当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数额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额标准时，才能对行为人处以相应的刑罚。
　　
　　二、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必须查明的客观情形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行为人企图通过实施某种犯罪行为，达到将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公私财产转归自己所有的目的。这种心理状态对于行为人来说是主观的，而对办案人员来说，则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被认识的。
　　
　　1、查明行为人实施非法占有行为的动机和背景。犯罪动机是推动或者引起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与犯罪目的有着紧密的联系。犯罪动机作为一种思想因素，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与外界的其他事物，也就是行为不端的背景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因果性。所以，查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首先就必须查明其行为的动机和背景。比如，有的行为人为了更新设备，却以流动资金的名义申请货款。这种行为在方式上非法的，但动机只是为了解决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迫使需要。主观上想归还贷款，客观上又已经按期归还，或者虽未到期归还但确实具有按期归还的能力，银行资金的所有权不存在任何风险，就不能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还有的行为人在取得贷款时使用了欺骗手段，贷款也无力偿还，但原因却很复杂。
　　
　　2、查明行为人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情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一种主观心理态度，只有在实施了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行为之后，才能明显地表露出来，得到证实。尤其是在犯罪分子不愿暴露自己的犯罪目的，或者侦查行为不当，导致行为人作出违心供述的情况下，查明行为人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情节，对于正确判断和认定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查明行为人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手段。在许多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通过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具体方法表现出来的。根据法律规定，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刑法分则条文中没有明确表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要采取相应的犯罪方法，实施了具体的犯罪行为，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应当认定为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而构成犯罪的情况。如以秘密窃取方法占有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构成盗窃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抢走公私财物构成抢劫罪等等。比如，某男与某女在一路上相遇，应某女相邀，某男与其一起逛街，至傍晚，返还至某男住处，一起做饭，后趁某女上厕所之机，某男摆上饭菜，倒了两杯酒，在一杯酒中放入安眠药，某女归来后，某男骗某女喝下放入安眠药的酒，致某女昏迷，此后，某男先与某女发生了性关系，后又见某女脱下的衣袋中有1000元钱，便取钱后逃离。本案中，某男利用麻醉的手段，致某女昏迷，后趁机劫财的行为应认定为抢劫罪中的“非法占有”故意。二是必须采取刑法分则条文中列举的犯罪方法，实施了相应的犯罪行为，才能被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构成犯罪的情况。三是刑法分则条文虽然规定了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构成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但没有详细列举非法占有的具体方法，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的情况。如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集资诈骗罪，必须具备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方面要件。然而，在非法占有为目的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混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此罪与彼罪的区分只能从犯罪方法上进行分析。以高收益为诱饵，捏造事实，编造谎言，诱骗公众进行投资，或者以“共同投资”的名义骗取他人钱财的，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构成集资诈骗罪。而利用人们的获利心理和金融知识比较贫乏的弱点，以高利息相引诱，骗取群众存款后高利转贷牟取暴利的，虽然也采取了欺骗的方法，但没有非法占有群众存款的目的，就只能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4、查明行为人对非法占有的公私财产的处置情况。行为人对非法占有的公私财产的处置情况，清晰地表明了行为人对已经非法占有的公私财产的主观心态，由此可以判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从而明确地区分行为人的行为是属于民法调整的非法占有范畴，还是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犯罪行为。比如，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是，实践中还存在着行为人并没有逃匿而收受的货物、货款等已被处置又无力履行合同，即所谓的“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现象。这时就必须查明货物、货款的去路，即行为人对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处置情况，对构成犯罪者给予坚决打击，保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三、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分析方法
　　
　　查明上述相关的客观情形以后，还必须进行认真分析，在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上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笔者认为，根据不同的案情，可以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
　　
　　一是对照法。即根据案件的具体性质，对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只要实施了刑法分则条文中明确规定的行为的，都应当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抢劫罪、盗窃罪、抢夺罪、聚众哄抢罪、合同诈骗罪等。
　　
　　二是推理法。即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材料，按照非法占有的几个方面特征逐一分析后加以综合，从而推导出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正确结论。
　　
　　三是反驳法。即在行为人拒不承认自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时，以所查证属实的事实材料为论据，对行为人的辩解逐一进行反驳，能够证实其辩解不能成立，而行为确实符合非法占有的全部特征的，即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关问题的探讨（三）

曲宇辉


新《土地管理法》[1] 实施以来，尤其是《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下发后，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加强了对建设用地清理工作力度，一些地方已依法收回了一些土地，但也由此引起了一些诉讼。在这些诉讼中，对行政划拨土地的收回是行政机关依据国家公权力、依据行政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各方面都一致认同。但对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回，不仅原、被告双方，包括法院的同志，对这些诉讼应按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审理，都存在不同的看法。
笔者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关问题的探讨（一）》中，已对收回土地使用权行为的性质，按行政处罚的“收回”、土地使用权期满的“收回”和其他法定事由的“收回”作了分类，这种分类是按“收回”原因的分类。本文讨论：收回出让土地使用权是行政行为还是民事行为，以及由此引起的不服收回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诉讼应属于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
一些同志认为，收回出让土地使用权是县级以上人民地方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职权，是行政行为，由此引起的诉讼都应作为行政诉讼。这种观点，还至少可以得到下述理由的支持：一是土地出让的行为性质是行政行为，只有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才能出让土地，二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是行政合同或者说是政府经济合同，只有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才能代表政府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三是属于依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规定“依法收回”。
另一些同志认为，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约定的四种收回情形[2]，是双方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由“甲方”依合同约定收回“乙方”的土地使用权，因此这四种“收回”是民事行为，由此引起的诉讼，应作为民事诉讼。
笔者的观点，试图以土地出让的行为性质、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或者以《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有无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有无约定，来分析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性质是行政行为还是民事行为，是徒劳的。因为在土地出让、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及土地出让后对土地使用者的监督中，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都是双重身份，双重角色：既是行政机关，又是合同当事一方；既有依据行政职责的权利、义务，又有甲方的权利、义务。而受让人的身份也是双重角色：既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又是合同当事一方；既有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又有作为乙方的权利、义务。分析收回土地使用权行为的性质是行政行为还是民事行为，不可一概而论，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析的落脚点，应放在“收回”这一具体行为，是作为行政机关依行政职权的行政行为，还是作为“甲方”依合同约定的民事权利。
1、行政处罚的“收回”，是因土地使用者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由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这类“收回”所引起的诉讼，是行政诉讼。
2、土地使用权期满的“收回”，应分为两种情况对待，一是因受让人没有提出续期申请而“收回”，此种情况下可以看作是双方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由“甲方”依合同约定收回“乙方”的土地使用权，因此属于民事行为，由此引起的诉讼，应作为民事诉讼；二是因受让人申请续期但依照规定未获批准而“收回”，如果对“收回”这一行为有争议，应以“不批准”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为行政诉讼标的。但是，在土地使用权期满的“收回”中，无论对“收回”有无争议，对“收回”过程中的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相应补偿问题的争议，都应作为民事诉讼，因为此时的补偿都是“甲方”对“乙方”的补偿。
3、其他法定事由的“收回”，其行为主体是行政机关而非“甲方”，权力依据是国家公权力而非民事权利，因此，这类“收回”是依据行政职权作出的行政行为，由此引起的诉讼，应作为行政诉讼。包括因“收回”过程中涉及的对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相应补偿问题的诉讼，也是行政诉讼，因为此时的补偿，是国家补偿，并非“甲方”补偿。
4、前面讨论以外的另一种情形，即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被出让人解除合同而收回土地使用权[3]，是“甲方”因“乙方”违约而依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收回“乙方”的土地使用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甲乙双方之间的民事行为，由此引起的诉讼，应作为民事诉讼。但在实际操作中，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6条[4]的规定，以通知形式解除合同。若使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决定书》，会被误认为是行政机关依行政职权收回土地使用权。

[1] 这里指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的《土地管理法》。
[2] 国土资源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发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GF-2000-2601)的通知（国土资发[2000]303号），有四种情形，可以收回土地使用者的土地使用权，第一种情形是受让人超过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2年未动工开发的，出让人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第二种情形是土地出让期限届满，受让人没有提出续期申请，或者虽申请续期但依照规定未获批准的，出让人代表国家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并根据收回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残余价值给予受让人相应补偿；第三种情形是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出让人依照法定程序报批后，提前收回土地使用权，并根据收回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价值和剩余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给予受让人相应的补偿；第四种情形是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延期付款超过6个月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收回土地。
[3] 见前引[2] 第四种情形。
[4]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