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供精人工授精子女的知父权
——以家庭为伦理实体的视角
内容摘要：AID子女的知父权是由AID技术引起的新型法律问题。为解决该权利与AID父亲隐私权间的冲突，本文借用了伦理学的方法，以家庭为伦理实体进行考察，并得出了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修复异化的伦理关系，或者求助于更一般的伦理标准。
关键词：AID 知父权 家庭 伦理实体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曾困扰我们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但同时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例如人工授精技术，它一方面为众多不孕家庭带来了福音，另一方面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法律甚或伦理问题。医学上将人工授精技术分为两种：夫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简称AIH）和供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简称AID）。夫精授精使用的是丈夫的精子，AIH出生的子女与父母均有血缘关系，基本不会导致伦理问题或法律纠纷。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后者，即供精人工授精（AID）。AID则是使用丈夫以外的男性的精子使女性怀孕，妻子所怀的实际上是别人的孩子。这种生育方式使以血缘为基础和纽带的传统家庭关系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切断了婚姻与生儿育女的纽带。 而AID把人性与生物性分开，更破坏了婚姻在心理、生物上的统一性， 极易引起各种伦理和法律问题。单就法律而言，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即：AID子女是否有获知自己血缘父亲的权利（即知父权），包括其知父后是否有在任何一方难以维持生计时从血缘亲属处获得抚养的权利或扶养自己血缘亲属的义务等。鉴于各部门法对此讨论详细，本文将主要从伦理的角度，即以家庭为伦理实体的视角来分析该问题。
一、AID子女的知父权与血缘父亲的隐私权
AID子女的知父权在法律上属于知情权的范畴，而与所有知情权——隐私权的矛盾一样，知父权与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天然便存在紧张关系。隐私权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专属于个人的权利，它所代表的是个人（如AID父亲）的利益，是用来抵抗外界知悉的一种对世权、绝对权。而知情（父）权不仅体现出个人的生存利益，也体现出了公共利益，其所包括的利益已不仅仅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的。 AID子女一旦获知自己并非养父亲生，必然会产生追问血缘父亲的欲望。对此，有些学者认为人类有权知道他们的生物学出生，不告知孩子的出生侵犯了孩子的自主权 。而此时则可能存在两个阻碍：一是抚养他的家庭是否愿意让他获知血缘父亲的情况，二是AID父亲自己是否愿意被他人获知。若答案为否，则两种权利的冲突就必须借助公共权力进行干预。在已有的立法例中，有些国家已经制定了法令或政策使孩子能获得信息。如瑞士的宪法规定孩子有权知道生物学身世，包括捐赠者的身份；奥地利、荷兰、瑞典等国家规定孩子应该可以获得有关身份的信息；新西兰、澳大利亚正在考虑类似的法律。 英国也通过了一条没有公开的类似生育立法，规定凡精子捐赠者的孩子在18岁后有权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 这样的立法考量中公共目的性是显而易见的：告知在利于保护AID子女权利之外，有助于预见潜在的健康问题。因为除了可以得知自己的基因病史，告知孩子他们的遗传学身世还能保护他们避免无意中与自己的血缘近亲属结婚。但对于AID父亲来说，其在捐赠精子时可能根本无意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也可能没有承认该AID子女为自己子女的意愿。一旦AID子女的知父权得到确认，不仅是对其血缘父亲人身权利、合同自由（捐赠协议可能附带保密条款）的干涉，甚至可能影响其家庭关系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若采取限制一方的立法进路，二者难以通过利益衡量等传统法律方法同时得到保护。
二、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及其异化
传统的法学方法难以在根本上调和知父权与隐私权的对立，故笔者转向伦理学方法，并且在此问题中不可避免地将目光投向“家庭”这个特殊组织。在社会伦理道德生活中，家庭作为人类道德生活的一个特殊领域，有着自己特殊的内容和形式，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价值。在确认AID子女权利的场合，家庭更是一个不可能绕过的至关重要因素。
关于家庭，首先可以也是必须进行的学术确认是：它是一个自然的伦理实体，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 黑格尔也是将家庭与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两种最基本的形态看待的。这一结论的学术根据之一就是他在该书对伦理实体作出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分之前的话：“伦理性的实体包含着同自己概念合一的自为地存在的自我意识，它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 既然伦理实体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则据此反推，家庭与民族就应当是两种最基本的伦理实体。
作为伦理实体的家庭本身并不具有先验的和绝对的伦理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它不是绝对的因而具有异化之可能。在此笔者粗略将此异化分成两类：一种是家庭伦理实体相对于自身的异化，另一种是家庭伦理实体相对于其他实体的异化。
（一）家庭相对于自身的异化
最初的家庭都是以血缘联系在一起的。血缘家庭作为一种最基础最普遍的社会关系，不仅曾经是人类伦理道德产生的基石，并在往后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充当着最光荣的伦理实体。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伦理实体”作为客观伦理实体是关系体系。客观伦理作为实在，是以一定社会共同体为内容、并以一定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精神关系。 传统的家庭伦理根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血缘性，个体在家庭中表现为不同的角色，被赋予不同的道德期望、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血缘性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成为一切社会关系中最真实无遮、最为紧密的关系，决定了家庭伦理在社会伦理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与家庭的血缘性相对的是，家庭同时具有“社会性”。家庭对于其成员而言即是一个小型的“熟人社会”，其价值合理性不仅取决于遗传血缘，也取决于家庭成员间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与情感依赖，而这种主观联系最终以亲情的方式表现出来。AID子女的尴尬即存在于家庭作为实体其二重性的分离中：在生物性上，他更接近于其血缘父亲家庭关系的一员，但在社会性上，却与其“养父母”家庭更为接近，以至于传统上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不愿认同他。
笔者以为这种情况便可以理解为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其自身的异化。黑格尔在对“实体性伦理”作补充解释时曾指出:“整个伦理既有客观环节，又有主观环节，但是两者都只是伦理的形式。这里，善就是实体，就是说在客观的东西中充满着主观性。” 质言之，一个完美的伦理实体本质上是由主客观两面的有机结合构成的。对于AID子女而言，家庭伦理实体的主观方面，即由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情感认知与交流，在事实上与其客观方面，即共同的血缘关系相分离。这造成了在以AID子女为个体进行研究时，传统家庭伦理实体自身的异化。
（二）家庭相对于其他伦理实体的异化
黑格尔对实体还有两个明显的内在规定:“实体”一方面具有普遍性、统一性之品性，另一方面又要成为具体的存在，而在其特殊性、个别性存在中又包含了普遍性本身。 这既是说，不同的伦理实体之间虽然在终极意义上具有共性，但毕竟存在个性上的差异，并可能因此发生冲突。近代史上中国传统家庭实体与商业经济实体的冲突即是最好的例证。在AID问题上，二者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市民社会与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对于该问题的道德要求不同。在家庭而言，AID父亲为了维持现有家庭的稳定关系，不承认AID子女或隐瞒该事实都可能具有家庭道德上的正确性；而在社会来说，不确定的基因关系可能导致近亲结合，一则增加遗传病发生几率，二则对现有的社会伦理秩序造成冲击，因而不承认或隐瞒AID子女之事实可能会产生社会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家庭与更高级的伦理实体之间可能产生矛盾和对立，并因在该矛盾上固守自己的实体个别性而走向不合理性与不道德。这种不同实体间对于共同成员伦理规范要求的差异即可看视为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相对于其他伦理实体的异化。
三、以家庭伦理实体为视角的分析
如前所言，传统家庭伦理实体在AID子女的问题上因其主观客观方面的分离而异化为不道德的个体，并因其个性可能与上位伦理实体间发生冲突。那么，解决该问题的主要方式应在于，其一，使异化的传统家庭伦理实体复归主客观统一的完美状态；其二，寻找不同伦理实体间的共性以达成伦理实体间的统一。
对于第一种情形，笔者以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AID子女与其血缘家庭的“社会性”亲密程度上。我们已经知道，情感与家庭共同生活关系上的疏远是造成AID子女与其血缘家庭隔阂的原因。质言之，其知父权能否实现应视其是否与该家庭存在现实或将来可能的亲密接触，即缺失的“社会性”家庭关系要件是否可能得到修复，该AID子女是否会成为其父家庭实体中的一员。对于具体操作而言，则应视其是否可能与血缘亲属发生婚姻关系或收养关系等亲属法上法律关系。若回答为肯定，则该AID子女有通过相关法律行为，如收养或结婚等修复其所缺失的与血缘家庭的“社会性”要件之可能。无论此种亲属关系的修复是否为现有法律或道德所认同（血缘亲属间的婚姻明显不符相关婚姻法律，而收养则与法律上的价值判断无涉），均应通过确认AID子女的知父权而明确该血缘关系。如此一方面可以避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婚恋关系出现，降低遗传疾病风险，另一方面，尤其是对于在未违背现行法律、伦理判断下的亲属关系之修复，例如AID父亲收养AID子女，或AID子女的“养母”与“生父”结婚等，确认AID子女的知父权不仅无损于现存伦理关系，并且有助于促进再造家庭的情感和谐。在此类情况下，保障AID子女的知父权能够补全异化的家庭伦理关系，使“家庭”复归完美的伦理实体。若情况相反，即在该AID子女不存在与其血缘家庭发生亲属法律关系之可能的情形下，则应保障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该AID子女并非该伦理实体之成员或个体，在不与该家庭伦理实体发生关系的前提下，并不会对该实体造成影响。若贸然确认其知父权则反而可能给原本完备的家庭伦理实体带来异化之风险。
值得特别明确的是，由于上述情形的成就与否当然不可能由当事人自己判断，因此基因（或精子库）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起追踪基因（精子）去向的职责，并肩负起依据现实情况判断是否将基因信息通知给AID子女或其血缘亲属的义务。质言之，AID子女的知父权或其血缘父亲的隐私权成就与否完全是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裁量的。由于“社会性”家庭关系修复的几率较低，这种裁量应当以隐私权的保护为一般，以知父权的确认为例外。这其中又将涉及复杂的法律制度设计与成本计算，本文于此不再讨论。
对于第二种情形，核心问题则在于统合不同伦理实体间的差异而求诸于一般与共性。AID子女及其血缘父亲因与不同的伦理实体发生关系而可能在相对于不同实体时具有不同身份，受不同的伦理道德约束，而不同实体在AID知父权的问题上二者的要求是不同的。对二者的统合又存在两种可能的方法：一是以上位实体的规范为准，即以社会伦理秩序作为最终标准。这样AID子女的知父权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但由于采取了贬抑其一的做法，很有可能严重影响甚至破坏AID父亲的家庭关系，对家庭产生的冲击非常猛烈；第二种方法则是寻求冲突实体的共同上位实体，并依据该上位实体的伦理规范进行评价，亦即寻求更为一般的伦理要求。在黑格尔看来，这种要求即“善”，或者“爱”，是无关社群而由整个人类类群所共有之道德规范。事实上无论中西方道德哲学和伦理精神都以“爱”或“爱人”为逻辑起点，即“我非我，而是我与他人统一体中的我”。这一点是由“类”所共有的。表现在AID关系中，即要求两代人基于“爱人”的互相尊重。这要求无论AID父或子均需在主观上亲爱对方，即使不出于天伦，也应恪守人伦之基本的尊重；在客观行为上，则要求AID子女在行使其知父权时，要慎重考虑对父亲现有家庭的影响，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避免对其家庭造成破坏；AID父亲在行使隐私权时不能对AID子女采取完全不管不顾的态度，而应尽可能避免因此对子女造成的客观上的负面影响，如在其遗传病难以诊治时向医疗机构提供必要的遗传信息等。由此出发，即使二种权利得不到法律上的完全实现，在事实上却可能更有利于二者的和睦及社会关系的稳定。
四、结语
AID子女的知父权问题是一个由科技发展带来的全新法律、社会问题。众所周知，当社会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时，既有的伦理秩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就应当为新的伦理秩序所代替。在这种新旧伦理关系的更替过程中，不仅充满了斗争，也会伴随着某种暂时的秩序紊乱。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体现于社会关系上的紊乱，往往被视作单纯的社会问题经由法律进行调整与规制，却忽视了其背后的伦理因素及原因。因此，在解决此类问题时除了考虑法律方法之外，我们有时也需要借助伦理学的方法，并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本文，对于AID子女知父权的确认与保障而言，借助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的考量有利于平衡各方面因素，大约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思路与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96
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商务印书馆，1996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草专卖管理的通知》的意见
国家烟草专卖局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草专卖管理的通知》的意见
国家烟草专卖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重庆市烟草专卖局，国家局驻南方及西南特派员办事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草专卖管理的通知》（国发〔1993〕7号文，以下简称《通知》）是我国自实行烟草专卖制度以来，国务院下发的以加强烟草专卖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第一个文件。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烟草专卖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国家烟草专卖局为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精神，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认真学习《通知》，深刻领会文件精神，做好宣传工作。
《通知》是在党的十四大以后，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发出的，表明了国务院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贯彻执行《烟草专卖法》的态度。《通知》强调，要全面加强烟草专卖管理。这即充分肯定了实行烟草专卖制度是一项成功的改革政策，重申禁止开办各种计划外烟厂（包括
变相办烟厂）和继续抓好限产压库促销工作；又强调要有效控制烟叶盲目发展并提出一系列相应改革措施，要求切实加强市场管理和明确规定了开办卷烟批发市场的组织领导及审批原则；指出了《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尚未发布之前，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要按照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的《烟草
专卖行政处罚规定》执行，并提出了烟草行业当前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同时，明确地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专卖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加强烟草专卖管理二者并不矛盾。澄清了种种错误观念和糊涂认识。
当前，要进一步加强烟草专卖管理，首先就要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通知》的精神。各级烟草专卖局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制定学习、宣传、贯彻《通知》的方案和措施，并付诸实施。要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迅速掀起宣传贯彻的高潮。要采取措施
使宣传活动扎实有效，避免“一阵风”。通过宣传，不仅使全行业的干部、职工认识到《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规定》和《通知》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要使全社会，特别是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执法部门的认识统一到《通知》的精神上来。
二、坚决贯彻执行《烟草专卖法》，继续抓好烟草专卖管理工作。
各级烟草专卖局要坚决贯彻执行《烟草专卖法》，落实《通知》精神，执行《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规定》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的各项专卖管理规定，并以做好关停计划外烟厂及其善后工作、“打假”、“打私”工作和清理烟草制品批发市场的工作为重点，进一步加强烟草专卖管理。
1．各地要依据国务院国函〔1991〕51号文和国家烟草专卖局与有关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签定的处理遗留计划外烟厂《协议》的精神，继续做好关停计划外烟厂的工作。凡未经国家烟草专卖局批准，无论是遗留的还是新建的计划外烟厂必须关停。禁止以各种名义兴办新烟厂，包
括合资烟厂（车间）和所谓“外向型”烟厂。
各有关省级烟草专卖局要在今年六月底以前组织力量对已明确关停的计划外烟厂进行一次检查，了解这些烟厂的关停工作是否彻底，对新办的计划外烟厂是否及时向国家烟草专卖局作了报告，是否采取措施予以关停，结果如何？检查结果要于七月底以前写成书面材料，报送国家局。
与此同时，对已纳入计划的地方烟厂也要进行一次检查，了解这些烟厂是否严格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其技术改造和产品销售渠道是否按照国务院和国家局有关规定执行。检查结果一并书面上报国家局。
2．继续贯彻落实1991年6月发布的四部、局、署《关于打击香烟走私整顿香烟市场的通告》和1992年12月四部、局发布的《关于打击制售假冒商标卷烟整顿卷烟市场的通告》精神，在地方政府支持和有关部门配合下深入开展打击假冒商标卷烟和走私卷烟的斗争，把打击的
重点放在取缔制造假冒商标卷烟的地下工厂、存放假冒商标卷烟的“黑窝点”及整顿卷烟市场的流通秩序上。深入开展“打假”、“打私”，是烟草行业的一项长期任务，各级烟草专卖局领导要充分认识“打假”、“打私”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各地要在今年再一次掀起“打假”、“打
私”斗争的高潮。
3．关停计划外烟厂、“打假”、“打私”等项工作已经搞了一个时期，从工作进展的情况看，各地还不平衡。那些工作做得比较差的地方，其主要原因是烟草专卖局的主要领导“怕”字当头，不敢理直气壮地抓和管。为此，要建立健全约束机制，明确岗位责任，严肃组织纪律。今后
，如果发现一些地方新冒出来的计划外烟厂，当地烟草专卖局不向上级报告，也不予制止，任其发展或暗中支持的；发现各级烟草专卖局不积极参与“打假”、“打私”，甚至私自销售假冒商标卷烟和走私卷烟的，就要追究当地烟草专卖局主要领导人员的责任，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行
政处分、直至撤销职务，触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4．加强对烟用丝束的管理。通过近几年对烟用丝束的治理整顿，烟用丝束在进口和经营方面的混乱局面基本得到了控制，国际市场烟用丝束的价格有所下降，供货量增加。但是，近一时期的情况表明，烟用丝束走私和非正常渠道进口情况仍时有发生。烟草系统内一些企业不顾大局，
不认真执行国务院、国家烟草专卖局和有关部门的规定，从非正常渠道购进烟用丝束，严重干扰了国家对烟用丝束的宏观控制，破坏了国家的专卖政策。这种势头如发展下去，几年来的治理整顿成果就会丧失，并将给国家和烟草行业带来损失。为巩固对烟用丝束的治理整顿成果，加强对烟
用丝束的专卖管理，国家局于今年二月下发了《关于加强烟用滤嘴材料专卖管理的通知》（国烟专〔1993〕第11号文），各地要认真抓好这个文件的贯彻落实。国家局还将派出专门调查组，深入到一些省、区调查处理非正常渠道进口、走私、非法生产烟用丝束的情况；卷烟生产企业
不按规定购进烟用丝束的情况；以及有关烟用丝束的“拍卖”和边贸等情况。
5．要按照《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规定》和国家烟草专卖局下发的各项专卖管理规定，做好其它各项专卖管理工作。在卷烟流通领域，要继续坚持“国家局核发许可证的批发企业可面向全国，省局核发许可证的批发企业面向全省，县与县之间毗邻地区按传统习惯进行往
来”的原则，整顿好卷烟流通环节的秩序；要继续做好烟机、卷烟纸的专卖管理。为加强对烟草专用机械、卷烟纸等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各级烟草专卖局在必要时，可指派或委任驻厂特派员；要加强对专卖许可证和准运证的检查、监督和管理；要严格遵照国家下达的卷烟生产计划，组织
均衡生产，继续抓好限产压库促销工作，严禁弄虚作假。
关于加强烟叶生产的宏观调控、落实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加快烟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以及其它有关问题，国家烟草专卖局已经或正在制定有关措施和办法，将陆续发布执行。
6．加强内部管理。从最近几年查处的大案要案来看，许多重要案件与烟草系统内部有牵连。例如，一些地方出现的投机倒把问题；出卖准运证问题；出让介绍信、发货票、银行帐号的问题；私自向计划外烟厂出售原辅材料、烟机设备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
的，它们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但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烟草系统内部。由于规章制度不完善，约束机制不健全，管理松散，有章不循，尤其是一些主要负责同志，法制观念淡薄，对发生在内部的问题避重就轻，不做严肃处理，使得一些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因此，要本着“先内后
外”“内部从严”的原则，下大力气抓好内部管理。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严肃组织纪律，严格按程序办事，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即止，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在烟草制品和其它烟草专卖品的生产、流通环节管好“源头”，杜绝卷烟乱渠道进
货、供货以及私自向计划外烟厂出售原辅材料、烟机设备等现象。同时要加强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检查监督职能，坚决查处有问题的人和事，纯洁烟草队伍。
7．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强专卖队伍建设。一方面，要调整充实人员，把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同志充实到专卖工作岗位上来；另一方面，要保持专卖干部的相对稳定，各级专卖办主任、处（科）长的工作变动，要征得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要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专卖干部的业
务素质，做到秉公执法，依法办案。同时，要注意改善办案条件，加强办案装备和手段，配备防护、通讯、交通工具和设施。
三、做好清理卷烟批发交易市场的工作。
据统计，现在各地未经国家和省级烟草专卖局批准的卷烟批发交易市场已达264个，其中，自发形成的占绝大多数。根据《通知的精神，开办卷烟批发交易市场，要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统一规划和部署下，由国家烟草专卖局或者省级烟草专卖局审批，其它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无权审批
。已经开办的要抓紧进行清理。
1．对自发形成的卷烟批发交易市场清理以后，符合开办条件的可予以保留。允许存在的卷烟批发交易市场，其具体条件是：
（1）凡进入市场参与批发交易的，必须有烟草专卖批发许可证或委托批发许可证，省外的批发单位不能参与当地市场的交易活动，毗邻地区（县与县）按传统供货渠道购销双方批发单位可进入市场。
（2）批发销售的对象只能是持证经营者，不得为无烟草专卖许可证者提供货源。
（3）进入批发市场参与交易的单位，其货源必须来自正常渠道；从非正常渠道获得的卷烟，不准进入市场。由当地专卖管理部门负责检查、监督。
（4）坚决禁止经营假冒商标卷烟、走私卷烟和进口卷烟。
（5）当地持有零售许可证的国营集体单位及零售经营户，可以从批发市场进货，但不允许转批。
（6）要备有省级烟草专卖局制定的卷烟批发交易市场章程和卷烟批发交易市场管理办法。
（7）凡保留的卷烟批发交易市场必须经省级烟草专卖局同意后报国家烟草专卖局批准。
2．各级烟草专卖管理部门要按照国务院《通知》精神，充分发挥《烟草专卖法》执法主体的作用，对清理后取缔的卷烟批发交易市场加强专卖管理，防止死灰复燃。对走私卷烟、假冒商标卷烟泛滥的卷烟批发交易市场，要坚决先行关闭，然后再进行清理。
3．清理卷烟批发交易市场的工作，从现在起就要着手进行，各卷烟批发交易市场所在地的省级烟草专卖局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组织力量展开清理工作。进展情况要及时上报国家烟草专卖局。清理工作结束后，对确定保留的卷烟批发交易市场要写出书面意
见，报国家烟草专卖局，由国家烟草专卖局按照规定审批。
四、认真贯彻落实《通知》中关于对烟叶生产加强宏观调控的要求。
近年来，全国烟叶生产盲目扩大，造成烟叶库存不断增加，占压大量资金，储存保管困难。为此，《通知》明确宣布凡超过国家计划生产收购的烟叶税全部上缴中央财政，超种交售的烤烟收购价格下浮20％。加强烟叶生产的宏观调控，势在必行。但这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与农
民利益和地方财政收入密切相关。为此要求：
1．认真向社会宣传烟叶用途单一，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要限制不适宜区的烟叶生产。不能把烟叶生产当作增加财政收入的唯一出路，严格执行国家烤烟生产收购的指令性计划。
2．积极帮助烟农搞好烟叶生产的“三化”，做好服务工作。增加上等烟，减少低次烟叶的生产，使收购的烟叶适应卷烟生产及出口的需要。
3．关于调整烟叶收购价和烟叶产品税等改革价格和流通的实施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出台以后，要抓紧宣传贯彻落实。
4．在今年秋季各地安排明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各地烟草专卖局要积极协助政府按国家计划安排好烤烟种植面积。从明年起要真正把烤烟生产控制好。
五、省、市烟草专卖局的派驻机构及职能。
近几年，在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过程中，各省、市烟草专卖局为加强运输环节的烟草专卖管理，与一些行业、部门通过协商，组建了省、市烟草专卖局派驻铁路、公路、林业等外系统的烟草专卖检查、管理机构。这些派驻机构对加强烟草专卖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是对烟草专卖派驻机构的性质、职能、职责范围等没有一个统一的章程加以规范，致使一些烟草专卖派驻机构把主要精力用于参与卷烟经营活动，放松了烟草专卖管理，这就违背了成立烟草专卖派驻机构的宗旨。为解决好上述问题，国家局强调：
1．在当前深化改革的形势下，国务院要求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精简机构，精兵简政，烟草行业亦不例外，同时鉴于派驻机构工作不规范，存在一些问题，国家局意见：凡未组建烟草专卖派驻机构的，目前暂不组建派驻机构；已经组建的，要精简机构，压缩编制，统一名称。烟草专卖局
的派驻机构，其正式名称定为：××省（区、市）烟草专卖局驻××铁路局（或其他单位）烟草专卖办事处。
2．烟草专卖派驻机构的工作归烟草专卖局统一领导。其主要任务是：代表烟草专卖局依照《烟草专卖法》，行使检查、监督和管理的职能；根据派出派驻机构的烟草专卖局授权，查处无证运输和其它违反《烟草专卖法》的案件。对其中的大案要案要报上级烟草专卖局处理，或按照授
权范围，由该派驻机构进行处理。烟草专卖局派驻铁路系统的专卖管理机构，行使管理职权的行政区划，不得超越派出派驻机构的烟草专卖行政管辖范围。
3．烟草专卖派驻机构的性质是行政管理，不是经营单位，不得进行经营。对烟草专卖派驻机构查没的卷烟和其它烟草专卖品，要统一交派出派驻机构的烟草专卖局所属的烟草公司收购和处理，不得自行处置。
4．对铁路系统经营卷烟业务的有关部门，可视铁路沿线车站的需要，委托其批发，并在当地烟草公司进货。
5．烟草专卖派驻机构的罚没收入，由派出派驻机构的烟草专卖局按有关规定统一上缴和返还。要坚持收支两条线，经费的使用要征得上级烟草专卖局的同意。
6．烟草专卖派驻机构的经费收支情况，要接受省级烟草专卖局审计部门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
贯彻落实国务院《通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各地各级烟草专卖局的主要领导同志要认真负责地抓好这件大事。要把贯彻国务院《通知》同贯彻实施《烟草专卖法》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做好烟草专卖管理工作。为此，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领导干部岗位责任制。省局负责专卖管理
的主要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并一级抓一级，真正做到职责清楚，赏罚分明。只要我们上下一心，真抓实干，全国烟草专卖管理工作必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1993年4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