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的合理性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一、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
法律的功能在于设范立制,要使法律本身固有的规范、指引和调整功能真正得以实现,这就要求社会公众 对法律及其适用过程产生认知和认同,而在这一过程 中,法律及其适用解释必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公众认同性。公众对法律的认知、认同,首先必须通过对法律文本 的解读和认知,唯此才能了解现行法的具体规定,才能 把握、指引、规范自身的行为,同时对自身或他人的行 为的合法性有正确的预测和评价。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的问题,其一是,普通公民用以认知和解读的法律文本 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执法司法人员据以适用和解释的 文本在表现的形式和范围是应当同一的,即法律及其 解释文本应当是最大公开化的;其二是,所提供的法律 及解释文本应当是用语精确,表达规范、可供明白解读 的,否则法律的适用必然存在障碍。其 次,除了通过对法律规范文本的解读、认知之外 ,公众更多的是通过大量的宣传性的,由大众媒介所披 露的,及自身所接触到的司法实例来了解法律及其解 释的适用过程。我们认为司法实例不完全等同于判例 ,在我国判例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地位,但严格意义上 的判例只限于最高法院定期公开刊载的判例,它对于 人们正确理解法律具有参照意义,对下级法院具有指 导性作用,除此之外的个案例,都不是判例而是司法实 例,即使被公开刊载也不具备判例性质,因为它不存在 被公开援用的可能性。而在现行解释制度中,作出司法 实例的审判组织往往无权作出司法解释。但是判例及 其上级法院的司法实例会被下级法院所遵循,过早已 成为一种无形的操作规则。由于司法实例比起法律文 本更具体直观,所以社会公众更多的会从司法实例中 获取对法律的认识,从而产生对法律判定的认同。但司 法实例在法律解释上存在内在的缺陷:文本的公开化 明确化程度不够,公众无法获取精确的认同参照体,案 例中文本援行缺乏引证和说明;司法文书中陈述的裁 判理由过于简单,不加任何解释和逻辑推论,因而公众 的认同难以确实的实现。作为个体的普通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客观上往 往不是系统的完整的,虽然严格地说,公民在具体运用 法律,从事自己各项法律行为时,应当以符合法律所指 引的标准模式进行,但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要求个体的 法律运作不产生与法律间的偏差,当个体法律行为与 法定形式相偏移的时候,司法的适用解释怎样有效解 决和掌握这种偏移与标准行为模式之间的差距,这种 偏移是在法律及其解释的“框内”还是已逸出“框外 ”司法机关为此以怎样的宗旨给出一个合理性解释 ,司法解释在这里实际是起着衡平价值,体现法律社会 正义的任务,这也是司法适用解释能否获取公众认同 的重要依据。
二 、司法适用解释的情法之辨
在司法适用解释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法官(或司法部门)对于公众认同是采取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可以说自古到今的法官、法学家都不曾忽视这一点,立法文本与司法裁量(即使某种情况下,某一司法裁量距离立法原意很远很远)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之间总是具备某种 连接点,这种连接点则往往表明了司法的价值取向。这一连接点在前近代法治社会表达为情理、道德、天理、人情,现代法学家则表述为合理性,或合理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国法、天理、人情。中 国古代社会是礼法社会,国法是以纲常伦理即天 理为指导原则和基础来制定的,反映亲族血缘伦理的 权利义务关系的伦理法与人情(同样是以纲常伦理为 基础)具有一致的内涵。当国法与人情产生冲突时,统 治者是法情允协,综合为治,使人情法律化。在司法上 则是执法原情,依照情理裁断,因而使国法、天理、人情 相协调统一,情理和社会道德既是立法的基础,又是国 法的价值衡平的标准。在这里,情理作为立法和司法连接点的作用是相当 明显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情理相比较国家的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尽管国法依据人情——特定的道德规则制定,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则往往显得简单粗陋,不敷应用。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司法者为了 达到合理的结果,往往是屈法以伸情。因此,在中国古 代的法律家、法官眼里,为了道德、情理的实现,在很多 情况下可以置成文的律令于不顾,可以经义决狱,这样 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了使得法律的适用能够符合 公众对于法律(实质上是法律中蕴含的情理)的某种认 同,公众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点上才会产生认同。西方法学中的情法之辨。道 德和法律的关系,本是法理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在 法哲学范畴层面上是实然法和应然法的关系;表现在 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即是司法适用中的情法之辨和权 界划分。
在西方法律的两大体系中,大陆法学虽然强调制定 法的地位,但立法条文时常被视作寻找案件正确解决 方法的向导而不是把一定的解决办法严格地强加于解 释者的命令,人们乐于运用解释的方法导致公正的结局。而立法者在许多情境中往往有意使用笼统的词句给予法庭以衡平权,使法律规范的适用符合公序良俗 的需要,使法和道德、正义之间不至于脱节。在普通法法学中,“法首先是情理”这一古老的拉丁 语格言则更为明确地被作为法的基础观念(情理正是 调和两大法系分歧的共同性概念)。在普通法法系中 ,以经验主义为司法原则,找出每一个案件中最符合情 理的解决方法,是建立普通法法律体系的基础。就普通法法系而言,情理在法律解释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我们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中还强 调“法律是无情的”这样的提法,显然是有些简单可笑 。
可见,情理这一概念即使是在强调严格法治化的西 方法系国家也是立法和司法适用解释的核心概念。对此则导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合理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合理性,导致了西方法律体系中法典主义者企图制定包罗万象的完善的法典的理想破灭,导致了立法权与司法权的边界模糊,导致了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及司法法的出现成为需要与可能,使得司法者在面对具体的案件的法 律情境更进一步考虑公众的认同性和容忍限度。由此西方学者有理由认为,法律规则是社会群体现时意志 的表现,寻找立法原意无须后退到立法起草之时,而是面对正义和理智,要求法律条文自由地适应现代生活 的现实的有效意义,法官可以按照公道和情理而不根 据法律条文来解释法律。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法官可以置立法条文、立法意图于不顾。尽管有必要通过解释法律条文的宽阔的自由度来缓和法律的死板性,但法官仍必须依然做法律的奴仆,6问题是,当法和情之间的冲突产生时,法庭更着眼于社会道德,正义,更关注此时此刻的规定情境中的法律合理性和公众的接受程 度及对于法律的认同。例如,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过错责 任原则到严格责任原则的演变过程中法官对于立法的 突破正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司法适用解释的公众认同。前文所述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属划分,以及现代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对于立法权的合理侵入,已是法律解 释学所面临的一个首要课题。司法法的存在无论是在理论阐述上,还是在客观实践中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我国,法定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只允许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才能作出,由于不存在广泛意义上的独立的司法适用解释,因而客观上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甚至超越法律权威、创制性的)解释只是换一个说法的立法而已。在这里,我们无意重复探讨立法权 ,司法权相争的历史过程和司法法的出现与存在的合 理性和必然性。问题在于,司法权是如何实现这一侵入并如何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的?如果说西方法律制度中司法法的出现和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入是借助于合理性标准的话,我国司法解释对于立法权的侵犯则是显 得蛮横和粗暴,即使在相当多的所谓“解释”中,根本上 是“创造性”的脱离、违背、突破文本的情况下,也丝毫 未见立法权对其的任何抵抗。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突破 了文本的本身的立法原意甚至字面含义,在实践上又比法律文本更具权威性,因而使得公众本应能够通过文本意义取得的认同由于司法解释的介入反而变得毫无意义,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司法法早已是客观存在,但却未能被广泛认同,即使是立法已大大向前进了一大步的背景下,司法适用和解释却仍在原地 踏步,甚至于相对地倒退。作 为日益开放的法律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 度,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的采用将日益趋同化,任何脱 离潮流,脱离现实,落后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最终将被摈 弃和淘汰,衡量法治水平高低差距往往在于实际司法 适用和解释能否最彻底地落实法律文本所设置的规则 标准和其中蕴含的价值标准,并最终为社会公众的( 世界范围的)认同。要 实现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律解释的最大程度的认 同(我们承认这一认同性也是有层次有阶段的),关键 在于有完善的最大程度公开的法律文本,严格依附于 文本的多阶别的司法解释,以及全社会所认同的价值 体系,只有这样“法制”才能真正发展到“法治”。
三 、法律解释的公众认同性与社会价值体系法 律解释、适用与公众的法律认同性之间应当具有同一基准的社会道德、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取向,只 有在同一价值体系指引下法律适用解释与公众认同才能在最大范围内发生契合,这一社会价值体系不应是 割裂的、双重或多重标准的。中 国古代尤其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 社会主导的哲学基础,以宗法、家族、伦常、忠孝为社会 的组织基础,以礼治、德治为社会的调控基础,儒学思 想中的顺天理、灭人欲,以义务为本位的纲常名教思想 成为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的社会主要价值观念 ,这一社会价值观内在的亲和力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虽经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得以平稳的演进与发展。“五四”的思想启蒙是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最猛烈的破坏和动摇,但西化的民主科学思想并 未取得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而言,旧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泊来的新思想 呈现双轨发展的态势。
这一发展轨迹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 社会的主导思想体系之后仍未停止其运行,其间历次 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思想解放”虽已使旧的传统道德观 念土崩瓦解(同时也使社会价值观陷于一片混乱),但在相当的范围和领域内仍有其滋生的市场,甚至被以所谓“传统美德”的形式加以保留和弘扬,全新的具有哲学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未建立起来。这一点在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人法法治之争,法律与道德之争 ,法制与法治之争,法的概念之争等历次重大学术争论的背景之中即可窥见其中的影响,从法制实践层面考 察立法、司法解释与适用中,在权利义务的配置、调解 制度的运用等方面随处可见其遗迹。正是基于此,中共中央两次通过决议对精神文明建 设问题提出纲领性文件,目的就在于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进行更新层次的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的价值体系。作为制度文明的法律无疑担负着推进社会道 德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任务只有在一个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体系的指引下 ,立法及其解释才能找到正确的源头。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海洋灾害防御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海洋灾害防御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浙政发〔2012〕26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浙江省海洋灾害防御“十二五”规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浙江省海洋灾害防御“十二五”规划
为提升我省重大海洋灾害防御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海洋灾害防御工作的意见》，编制《浙江省海洋灾害防御“十二五”规划》。本规划所指海洋灾害主要为风暴潮、灾害性海浪、赤潮、海啸等自然灾害，海上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爆炸、核泄漏（核辐射）等造成的海洋次生灾害；规划范围为我省沿海行政区域及管辖海域，以及部分远洋船舶活动区域；规划期为2011年至2015年。鉴于《浙江省水利发展“十二五”规划》、《浙江省强塘实施总体方案》和《浙江省沿海标准渔港布局与建设规划》等对海洋灾害防御工程性措施作了有关安排，本规划侧重于海洋灾害防御非工程性措施。本省范围内有关海洋灾害的观测与预警预报、应急管理、风险评估与区划、科普教育和宣传等，均应符合本规划要求。
一、现状和形势
（一）海洋灾害防御现状。我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西北太平洋沿岸，是易受海洋灾害影响的省份之一。我省历来高度重视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坚持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并重，着力推进海洋防灾减灾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1.海洋灾害防御工程设施日益完善。相继实施了“千里标准海塘”、“千里标准江堤”、“标准渔港”、“强塘固房”和沿海防护林建设等一系列工程，提高了沿海基础设施的防风御潮能力，在防范和应对历次海洋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海洋灾害预警预报业务不断加强。一批海洋观测站（点）相继建成使用，省级和宁波、温州两市海洋预报机构已开展了常规预警预报业务。同时，我省引进和开发了沿海风暴潮、灾害性海浪等数值预报模式，海洋灾害预警预报准确率和精细化程度有了一定的提高。
3．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初步建立。颁布实施了《浙江省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成立了省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沿海各地和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协作，初步形成了“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海洋灾害应急响应联动机制。
但是，我省海洋灾害防御工作特别是在非工程性措施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1.海洋灾害观测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全省6600多公里海岸线上只有21个海洋观测站（点）；54%的沿海县（市、区）未设立海洋观测站（点）；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2878个海岛中只有9个海岛设立了海洋观测站（点）。核电站、石化基地和沿海重点产业集聚区等重点部位的海洋观测站（点）较为缺乏，移动应急观测设施不足，海洋灾害观测基础数据难以全面准确掌握。
2.海洋灾害预警预报水平不够高。精细化的海洋灾害业务化数值预报系统、高分辨率的海洋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以及高性能的计算系统尚未建立，还无法开展针对具体目标和具体岸段的海洋灾害预警预报业务。海洋数据信息共享度不高，尚未覆盖重要用海、涉海部门（单位）。海洋灾害预警预报信息产品制作能力不强、内容形式单一，信息服务的通畅性、便捷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3．海洋灾害防范和应急能力不够强。目前，我省尚未系统开展海洋灾害风险评估、海平面上升及影响评价、海洋灾害隐患点普查等基础工作，缺乏对各类海洋灾害发生规律和风险分布的全面深入掌握，避灾能力亟待加强。同时，沿海市县一级海洋灾害应急指挥体系不够完善，人员机构力量比较薄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应急响应任务的执行。
（二）海洋灾害防御形势。
1．沿海安全保障压力加大，对海洋灾害防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随着我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推进，沿海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人口加速集聚，海洋防灾减灾责任更大、任务更艰巨，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进一步抓好海洋灾害防御工作，加强海洋灾害防范，切实保障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海洋经济发展任务加重，对海洋灾害防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当前，我省正在深入实施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积极打造我国大宗商品国际物流中心以及海洋海岛开发开放改革、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海陆协调发展、海洋生态文明和清洁能源等示范区，大量工业园区、滨海旅游区和大型基础设施将在滨海沿岸一带布局建设。面对沿海投资密度的加大和各类要素的集聚，必须进一步提升海洋防灾减灾能力和水平。
3．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对海洋灾害防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受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海洋污染等影响，近年来，我省沿海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风暴潮、灾害性海浪、赤潮等灾害发生频度和强度有所增大，海啸灾害的潜在风险在加大，海水入侵、海岸侵蚀、港湾淤积、外来物种入侵等现象时有发生。要站在建设生态文明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高度，坚持标本兼治，实施海洋灾害综合防御，进一步提高海洋防灾减灾水平。
二、目标要求
（一）总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不死人、少伤人，最大限度减轻损失”为目标，在继续推进海洋灾害防御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重点围绕海洋灾害风险管理、观测预警预报和应急处置等环节，突出抓好海洋防灾减灾基础工作、科技创新和机制建设等方面，强化海洋灾害防御非工程性措施，不断提升海洋灾害综合防御能力和水平。
（二）基本原则。
1．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始终把加强海洋灾害预防工作摆在首位，做到事前防范、未雨绸缪，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灾直接损失。同时，通过加强灾后组织救援，努力降低海洋灾害造成的间接损失。
2．坚持统筹规划、分级负责。根据沿海各地自然环境、主要海洋灾害特点和风险情况，全域规划、科学安排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布局，统筹制订海洋灾害防御规划、方案及措施。海洋灾害防御实行分级管理，省级主要负责海洋灾害观测预警预报能力建设，市县主要负责海洋灾害风险评估区划、信息服务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3．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强化沿海各级政府海洋防灾减灾职责，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做好海洋灾害防御工作。
（三）主要目标。到2015年，海洋灾害防御要达到以下目标：
——海洋灾害观测：沿海县（市、区）和重点目标都建有海洋灾害观测站（点），初步形成布局合理、信息共享、运行稳定、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海洋灾害综合观测网，实现主要海洋灾害观测的全覆盖。
——海洋灾害预警预报：基本形成以省市两级为主、县级为辅的海洋灾害预警预报业务体系，其中省级预报机构建立起保障性、临近性海洋灾害数值预警预报业务系统，实现主要海洋灾害数值模式业务化运行。
——海洋灾害信息发布：预警预报信息覆盖率达到90%以上。当地日常海洋预报和灾害预警信息能在省市两级主要媒体上及时发布，重大海洋灾害预警预报信息能快速有效发送到受灾害影响乡镇（街道）、村（社区）、重点目标单位及居民。
——海洋防灾减灾管理：海洋灾害应急指挥体系延伸到沿海市县，应急响应和服务覆盖到乡（镇）、村（社区）和重点目标，海洋灾害应急管理进一步加强。沿海县（市、区）海洋灾害风险调查全面完成，重点县（市、区）和重点区域主要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全面开展，海洋灾害风险管理取得阶段性成果。
三、主要任务
（一）加强海洋灾害观测设施建设。按照统筹安排、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的要求，整合现有观测设施资源，合理布局海洋灾害观测站（点），积极构建海岸带、海岛、近海、外海和远洋观测体系。突出沿海产业集聚区、海洋灾害频发易发区和海洋灾害防御薄弱点，加强重点海域、岸段和重点开发保护海岛的海上浮标、综合观测平台和观测站（点）建设，加快建设海上平台观测站（点）和海上移动观测站（点），加强移动应急观测设施设备配置。
（二）加强海洋灾害预警预报工作。加强风暴潮、海啸、赤潮、灾害性海浪等灾害关键预警预报技术研究与应用，建立海洋灾害精细化数值预警模式。加快海域核泄漏物、海上溢油、危化物等扩散漂移数值预报模型及预警技术研发，及时准确提供漂移方位、污染范围等辅助决策信息。利用手机短信、人民防空防灾警报、应急广播体系、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以及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等多种渠道，做好重大海洋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工作。在滨海旅游区、海水浴场、港口物流区、临港工业区、重大涉海工程及企业等人口密集场所和重点区域，通过电子显示屏、有线广播、高音喇叭、鸣锣吹哨等方式，及时播发海洋灾害预警信息。
（三）强化海洋灾害风险防范措施。组织开展海洋灾害风险调查，实施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工作，为合理布局经济社会发展空间提供科学依据。严格落实沿海地区生产、运输和使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有辐射产品等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防范重大海上溢油、危险化学品泄漏爆炸、核泄漏（核辐射）等造成的次生灾害。加强海上作业和船舶安全监管，落实防风防浪措施。
（四）增强海洋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建立完善省、沿海市、县（市、区）三级海洋灾害应急指挥机构和应急指挥平台，形成指挥有力、运转高效、分工明确、配合密切的全省海洋灾害应急指挥体系。根据《浙江省海洋灾害应急预案》，组织制订符合当地实际的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急预案的备案、检查、演练、评估制度，加强对预案的动态管理和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风暴潮、海啸、灾害性海浪、赤潮及海上溢油、化学品污染及核泄漏（核辐射）等主要海洋灾害发生后，要迅速准确判断灾害性质、危害程度及发展趋势，按照相应灾种的应急响应要求，及时启动相应等级应急预案，有序组织应急疏散、人员转移、抢险救援和灾后救助，认真做好种养殖、加工、流通等重点环节的卫生监督、疫病防控工作。
（五）加强海洋灾害应急保障准备。统筹民政、防汛防台、卫生、海事等各方资源，完善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的救灾物资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机制，落实必要的海洋灾害应急物资、装备器材等。充分利用人防、水利、民政等部门建设的应急疏散场所和广场、绿地、公园、学校、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因地制宜规划建设灾害应急避灾疏散场所。
（六）加强海洋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完善海洋防灾减灾教育长效机制，将海洋防灾减灾知识普及纳入国民素质教育体系，纳入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深入开展“防灾减灾日”和“海洋宣传日”活动，积极推进海洋防灾减灾科普基地建设，积极鼓励各类媒体开设海洋频道或专栏，加强海洋灾害识别、防御避险技能等知识普及，提高全社会特别是海洋防灾减灾重点地区、重点人员的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四、重点工程
“十二五”重点实施海洋灾害综合观测网工程、海洋灾害预警网工程、海洋灾害信息服务网工程、海洋灾害应急指挥体系工程和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工程（以下简称海洋防灾减灾“五大工程”）。
（一）海洋灾害综合观测网工程。省海洋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建设地政府提供建设用地用海，同级海洋主管部门负责运行管理。
1．海洋自动观测站。新建7个海洋自动观测站，用于观测潮汐、水温、盐度、风向、风速、气压、气温、相对湿度和能见度等要素。
2．测波雷达站。新建5个测波雷达站，用于观测波浪和表层流等要素。
3．海洋综合观测平台。建设一座综合性海洋观测平台，用于观测潮汐、海流、波浪、水温、盐度、风向、风速、气压、气温、相对湿度、降水、能见度、海况等要素。
4．移动观测系统。配备100艘志愿船水文气象观测设备，购置海岸应急观测车，提高移动和应急观测能力。
5．重点岸段视频监控系统。新增28个视频监控点，实时监控我省沿海情况。
6．海洋观测数据传输网络。充分利用有线专网、VPN无线专网、卫星通信网等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升级现有海洋通信网络，建立浙江省海洋观测信息系统框架、省级海洋数据中心和远程数据备份中心，加强海洋、应急、渔业、气象、水利、环保、海事、交通运输、港航、海防、地震等部门海洋观测数据信息的交换、集成和共享，实现各类数据信息实时传输、接收、显示与备份。
7．国家建设项目。新建6个海洋水文观测站，增设2个浅海浮标，改造升级已建浮标和海洋站。
（二）海洋灾害预警网工程。省、市海洋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建设，同级海洋预报机构承担具体工作，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相应海洋灾害的预警。
1．省海洋防灾减灾中心（浙江海洋环境监测及预警预报技术示范基地）。深入实施省政府与国家海洋局战略合作协议，借助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国家海洋二所的科研、人才、技术和信息等资源优势，共建省海洋防灾减灾中心。
2．定量海啸预警系统。建立定量海啸预警及检索数据库，开展海啸数值预警技术研究，提高数值模拟计算和数据检索功能，力争在获取相关信息后的15分钟内完成局地海啸预警预报制作，20分钟内完成区域海啸预警预报制作，25分钟内完成越洋海啸预警预报制作，并同步送达省级有关部门。
3．省市两级海洋灾害预警业务系统。建设省级海洋数据集成分析评价系统，在做好常规预警预报服务的基础上，围绕风暴潮、赤潮、海浪等主要海洋灾害，开展精细化风暴潮灾害业务化预警模式、西北太平洋海面风场精细化预报系统、海浪灾害业务化预警模式等关键预警技术研究，建立精细化数值预警业务化模式，提高小尺度、临近性海洋灾害预警服务和应对突发性海洋灾害早期分析、预警业务的能力；建设沿海重大工程海洋灾害应急技术保障平台，开展沿海重大工程安全运行和事故应急预警与保障技术研究，研发海域核泄漏物、海上溢油、危化物等扩散漂移及搜救数值预报模型，提升沿海重大工程应急处置能力。加强舟山和台州两个市级海洋预报机构业务能力建设。
（三）海洋灾害信息服务网工程。省海洋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建设，省海洋预报机构和渔船安全救助信息中心承担具体工作，市县级海洋预报机构和渔船安全救助信息中心配合。
1．海洋灾害信息制作平台。省市两级海洋预报机构建设海洋灾害服务信息制作平台，配备处理多媒体信息的现代化设施，提高海洋灾害预警预报产品向公共服务信息的快速转化能力。
2．海洋灾害信息服务系统。建立海洋灾害预警预报信息快速分发系统，将预警信息快速发送至相关应急部门，并借助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渠道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发布。
3．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提升项目。实施渔船安全救助信息系统提升项目，通过拓展系统覆盖范围、加快系统扩容和终端更新、实施无线电短波通信网络化改造和系统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进一步完善信息服务网络、提高服务效率、优化服务质量。
（四）海洋灾害应急指挥体系工程。省市县三级海洋主管部门分级组织建设，省级海洋预报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1．应急指挥组织网络。建立完善覆盖省、沿海市、县（市、区）的海洋灾害应急指挥组织网络。
2．应急指挥平台。利用有线和无线数据传输、卫星数据传输、远程实时监控、基于GIS的信息显示、多媒体实时交互、协同调度控制等多种技术，建立覆盖省和沿海市、县（市、区）的海洋灾害应急指挥平台，实现灾害环境实时监控、灾害影响状况模拟、远程视频会商及应急指挥调度等多项功能。
3．应急指挥辅助决策支持系统。以风暴潮、海啸灾害为重点，以精细化预警和风险区划为基础，依托基础地理信息和社会经济数据，借助三维虚拟技术，开发与各级指挥平台相配套的海洋灾害应急指挥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五）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工程。省海洋主管部门指导，市县两级政府组织实施。
1．海洋灾害风险调查与隐患排查。在全省沿海地区开展海洋灾害风险调查与隐患排查，摸清海洋灾害风险分布以及重大涉海工程、经济热点岸段等海洋灾害承载体情况。
2．警戒潮位核定。综合考虑沿海各地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重新核定沿海主要岸段警戒潮位。
3．主要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以县域为单位，在全省沿海重点县（市、区）和区域开展风暴潮、赤潮、海啸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4．海平面变化影响调查与评估业务。重点研究海平面上升基本特征和规律、海平面上升趋势及其影响预测、气候变化与极端海洋灾害事件关系等课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五、保障措施
（一）落实工作责任。沿海市县政府要把海洋灾害防御工作摆上平安市县建设和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和海洋防灾减灾管理责任制，作为政府和相关部门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内容。省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负责统一指挥、协调各类海洋灾害防御和应急处置，日常工作由指挥部办公室承担；沿海市县政府要成立相应的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和办事机构，并做好与防汛防台工作的衔接。海洋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形成资源共享、信息速递、综合会商、应急联动的良好机制。因失职、渎职行为造成次生海洋灾害的，要严肃追究相关单位、人员责任。
（二）加大投入力度。沿海各级政府要加大投入，确保海洋防灾减灾“五大工程”建设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并将业务运行、设施维护等相关费用纳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省财政将根据项目类别和各地财力状况予以相应补助。积极拓展海洋灾害防御资金来源渠道，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商业保险等多种方式，建立多元化的投入和风险分担机制。省级海洋主管部门要会同省级财政部门出台海洋防灾减灾“五大工程”资金管理办法和项目建设相关标准，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和绩效评估。
（三）完善机构队伍。推进海洋观测预警预报机构队伍建设，加强专业人员配备和工作条件保障。加大海洋观测、预报、风险评估等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完善科学合理的人才任用、评价和激励政策制度。加强海洋灾害防御专家队伍建设，为防范和应对海洋灾害提供决策咨询。抓好应急管理队伍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业务培训，提高应急管理水平。依托基层防汛防台体系，加强应急救援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做好海洋灾害防御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四）强化科技支撑。发挥科技对海洋防灾减灾的重大支撑作用，抓好海洋灾害成灾规律、成灾条件、灾害预警、风险评估、防御对策及应急处置等基础研究，加强资料同化、海气耦合、预报模式等海洋预报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不断提升海洋防灾减灾科技成果的现实转化能力。加强国内外海洋灾害防御技术交流与合作，参与联合实施相关重大工程、科研计划和人才培养计划，积极引进、消化和吸收海洋防灾减灾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五）加强法制保障。结合“六五”普法，加强海洋灾害防御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贯彻。推进海洋灾害防御制度建设，适时出台我省海洋观测预报办法及相关规定，加快制定防止海上溢油、海上危化物泄漏、核泄漏（核辐射）等管理办法，提高海洋防灾减灾工作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水平。
附件：浙江省海洋防灾减灾“五大工程”
http://www.zj.gov.cn/gb/zjnew/node3/node22/node167/node360/node368/userobject9ai13186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