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政府
武政〔2005〕6 号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现将《武汉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武汉市人民政府
二00五年一月十九日
武汉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快投资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保证质量，提高效益，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
本办法所称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是指使用市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教育附加费、城市维护费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按规定使用其他财政性资金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第三条 政府投资可分别采取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和贷款贴息等方式，主要用于以下领域的项目：
（一）城市公共安全设施；
（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设施；
（三）市本级政权基础设施；
（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和水利、农业、林业、城建、交通等基础设施；
（五）重大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项目。
上述投资项目中，有合理回报和一定投资回收能力的，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等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统一负责政府投资项目的综合管理。
工业、建设、交通、规划（国土资源）、环保、水务、科技、教育、农业、林业等职能部门按各自职责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管理。
财政、审计、监察及其他有关部门按各自职责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章 项目前期管理
第五条 依法批准的发展建设专项规划，是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的重要依据。
发展建设专项规划由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编制。
第六条 政府投资项目实行项目储备制度。储备项目包括根据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发展建设专项规划提出的投资项目，以及其他申请使用政府投资的项目。
第七条 采用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方式的政府投资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使用政府投资 5000 万元以上（含 5000 万元）的，其他项目使用政府投资 300 万元以上（含 300 万元）的，应当编制和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概算。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使用政府投资 5000 万元以下的，其他项目使用政府投资 300 万元以下的，可以适当简化程序。
第八条 项目单位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机构编制项目建议书。项目建议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依据；
（二）项目名称、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三）项目建设选址、占地面积设想；
（四）项目总投资匡算、资金筹措方案；
（五）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估计，包括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
（六）环境影响、劳动、安全、卫生、消防、能源和水资源消耗等初步分析；
（七）建设进度初步安排；
（八）结论。
第九条 项目单位在报送项目建议书时，需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附送以下文件：
（一）环保部门确认的环境影响评价大纲；
（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项目需要提供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用地意见；
（三）使用银行贷款的项目需要提供银行贷款意向，涉及政府债务的需提供市债务委员会的意见；（四）按照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十条 项目建议书由项目单位向其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政府投资项目必须严格实行项目决策咨询评估制度，由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咨询中介机构进行评估论证。
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咨询评估意见后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对于批准的项目，由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向申报单位出具批准文件，并在文件中明确项目实施的管理方式；对于不予批准的项目，应当书面通知申报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对于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使用政府投资 1 亿元以上（含 1 亿元）的，其它项目使用政府投资 3000 万元以上（含 3000 万元）的，由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特别重大的项目还应实行专家评议制度，并逐步实行政府投资项目公示制度，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二条 项目建议书经批准后，项目单位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机构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概况；
（二）项目提出的可行性和依据；
（三）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
（四）项目建设选址；
（五）环境保护和能源、水等资源消耗情况；
（六）项目外部配套建设条件论证；
（七）劳动保护与卫生防疫、消防；
（八）项目总投资估算和资金来源落实情况；
（九）招标方案；
（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十一）项目建设周期及工程进度安排；
（十二）项目法人组建方案；
（十三）结论。
第十三条 项目单位在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时，需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附送以下文件：
（一）环保部门确认的环境评估报告；
（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含规划设计（土地利用）条件；
（三）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建设用地预审报告书》；
（四）银行贷款承诺；
（五）国家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文件。
第十四条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由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程序审批。
第十五条 可行性研究报告经批准后，项目单位须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依照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初步设计。
初步设计确定的建设内容和建设标准不得超过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的范围，并应列明各单项工程或单位工程的建设内容、建设标准、用地规模、主要材料和设备选择等。
初步设计概算应当包括项目建设所需的一切费用。总投资概算不得超过已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总投资估算的 10% ，否则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重新报批。
第十六条 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由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程序审批。
第十七条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因设计变更、项目实施环境变化等情况，确需调整项目概算总投资的，由项目单位提出调整方案，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采用投资补助、贴息方式的，只审批资金申请报告。
补助和贴息资金主要用于社会资本参与的公益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支柱产业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项目、以及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项目等。
第十九条 补助和贴息资金由项目单位向主管部门提出资金申请报告，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条 资金申请报告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
（三）资金用款计划；
（四）资源利用和能源耗用分析；
（五）生态和环境影响分析；
（六）投资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分析；
（七）结论。
第二十一条 项目单位在报送资金申请报告时，需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附送以下文件：
（一）环境保护部门确认的环境影响初步分析报告；
（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含规划设计（土地利用）条件；
（三）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建设用地预审报告书》；
（四）根据国家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文件。
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受理并进行审批，必要时在审批前委托评审。
第二十二条 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由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具体划分权限，报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实施。
第三章 计划和资金管理
第二十三条 政府投资项目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计划进行建设。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组织各部门编制政府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其中安排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的，经市人民政府审核报经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下达。
第二十四条 申请纳入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资金申请报告已按规定批准；
（二）项目管理单位已经选定或者项目法人已经组建；
（三）除政府投资外的其他投资已经基本落实。需要列入政府投资项目计划，但不具备上述规定条件的项目，可作为预备项目列入政府投资项目计划。
第二十五条 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年度政府投资总额；
（二）项目名称、项目法人或项目管理单位、建设规模和内容、建设期限、项目总投资和资金来源，年度投资和资金来源、年度建设内容；
（三）投资补助、贴息及项目前期费用的总量和重点支持方向；
（四）其他应当说明的情况。
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应当优先保证续建项目的资金需求。
依法应当进行招标的政府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额根据项目单位与中标单位签订的合同价格确定。
第二十六条 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执行过程中，确需进行调整的，由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和其他有关部门提出调整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其中使用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的项目计划调整，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市本级预算决算初步审查工作的若干规定》（武常文〔2004〕16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市财政部门应当按照资金计划及工程建设进度拨付资金，对有部门自筹和融资资金的项目，承诺筹措资金的单位必须按照项目进度同比例拨付到位。工程款支付累计额达到工程造价的 90% 时停止拨付资金，以财政部门审核的竣工财务决算为依据，待工程竣工后清算。
贴息资金按照“先付后贴”和基准利率贴付的原则，由项目单位凭银行的贷款和利息结算证明申请拨付。
第四章 项目建设管理
第二十八条 对于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按有关规定实行代建制，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和工期，竣工验收后移交给使用单位。代建制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九条 对于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后，必须按规定组建项目法人，负责项目的策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生产经营、债务偿还和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三十条 政府投资项目应当于投资计划下达后开工建设，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另行审批开工报告。
第三十一条 政府投资项目必须实行招标投标制，其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有关设备材料的采购，都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有关规定实行招标，所有招标投标活动必须在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进行。属于政府采购目录范围的应当实行政府采购。
第三十二条 政府投资项目必须实行工程监理制，以控制工程投资、工期和质量。建设监理单位应当根据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规程、工程设计文件和施工、设备监理合同以及其他工程建设合同，对工程建设进行监理。
第三十三条 政府投资项目必须实行合同管理制，其勘察设计、施工、设备材料采购和工程监理都要依法订立合同。各类合同都要有明确的质量要求、履约担保和违约处罚条款。违约方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政府投资项目严格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进行建设。确需变更初步设计但不增加政府投资的，应当经原设计单位编制变更设计说明报项目主管部门和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重大设计变更或需要增加政府投资的，必须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
第三十五条 政府投资项目建成或投产后，项目主管部门应督促项目单位在规定时限内编制完成竣工财务决算，报市财政部门审核，并以市财政部门审核批复的竣工财务决算作为项目竣工验收、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的基本依据。
第三十六条 政府投资项目实行验收制度。在完成各专项验收、工程质量验收和备案、工程竣工决算审批后，报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三十七条 政府投资项目应严格执行统计、档案管理法律、法规，按月及时准确地向统计部门报送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月报；做好建设资料的建档、保管工作，建立健全项目档案。
第三十八条 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和项目建成运营后，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可以组织有关专家和相关职能部门对项目质量、投资效益、环境影响等进行评价。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负责对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协调，组织稽查特派员按照有关规定对政府投资进行稽查，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对稽查中发现严重的违法违纪问题要向有关部门提出调查处理建议。
第四十条 财政部门负责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财务活动全过程实施监督，确保工程建设资金管理规范、使用合理、专款专用。
第四十一条 审计部门依法对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参与投资项目建设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采购等单位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审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本级人民政府、上级审计机关的要求，编制政府投资项目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确定年度审计工作重点。
对列入市级重点建设工程计划的政府投资项目，由审计机关派驻审计特派员。
纳入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应在项目基本完工后，及时向审计部门报送工程决算的有关资料，由审计部门安排审计。未经竣工决算审计，不得办理工程价款的最终结算和验收手续。
第四十二条 监察部门负责监察政府投资项目涉及的相关职能部门的行政职责履行情况，依法查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违纪行为。
第四十三条 项目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名称和责任人姓名应当在政府投资项目的施工现场和建成后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的显著位置公示。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设置并公布举报电话、网站和信箱。任何单位、个人都有权举报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建设和运营管理中的违法行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项目法人或项目管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整改，并依法追究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提高或者降低建设标准，改变建设内容、扩大或者缩小投资规模的；
（二）未依法组织招标的；
（三）转移、侵占或者挪用建设资金的；
（四）未经竣工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即交付使用的；
（五）其他严重违反本办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四十五条 咨询评估机构在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招标代理、咨询评估时弄虚作假或者评估结论意见严重失实的，3 年内不得聘请其从事政府投资项目的咨询评估和招标代理工作；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政府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纠正，并依法追究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办法批准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的；
（二）干预招标投标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不论有无谋取私利，根据情节轻重作出处理；
（三）违反本办法规定拨付建设资金的；
（四）其他严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四十七条 政府投资项目发生重大质量事故的，除依法追究项目单位和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外，并依法追究有关行政领导人在项目审批、执行建设程序和工程建设监督管理方面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英美银行破产法述评
－－以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为中心
内容提要: 银行业的特殊性、传统的公司破产程序的缺陷以及政治因素是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其中的政治因素系根源于银行业、监管机构与政治家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同时，历次的金融危机也逐渐地推动这一制度的演进与发展。目前，世界各国适用该制度处置“问题银行”已成为各国银行破产立法的趋势。该制度不仅有利于保护银行的资产而且具有较好的实施效果，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削弱了市场机制对银行的约束、增加了银行的融资成本，而且程序方面的正义与公平性亦相对缺失。实践中，行政机关所主导的银行特殊破产程序，以行政重整为特色，从而弱化了法院、债权人以及债务人的地位。英国、美国的银行特殊破产制度各有利弊得失，我国应当在充分借鉴两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发起标准和适用范围，建立有效的机构间协调机制，并为银行利益相关方提供相应的救济。
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大量银行破产，这也促使各国对其银行破产法进行变革。银行破产制度包括普通银行破产制度和银行特殊破产制度。前者指银行破产适用公司破产规则。[1]而后者则为银行破产制定不同于公司破产的特殊规则和体系。金融危机后，实行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俨然成为各国的立法趋势。危机前，许多国家根据公司破产制度来处置银行破产问题。[2]危机后，部分原先实行普通银行破产制度的国家[3]也引入了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从全球来看，英国和美国已成为实施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典型国家，引导了银行破产制度的潮流。然而该制度亦有不足之处，其立法依据更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有鉴于此，本文以英美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为中心，分析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成因、特点及实施效果，以期对中国正在制定中的银行破产条例提供参考。
一 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兴起
银行特殊破产[4]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美国于19世纪初就出现了适用于银行的特殊破产规则。[5]当时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盛行使银行的特殊破产规则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后，美国制定了银行特殊破产制度，此后，许多国家纷纷引人银行特殊破产制度。银行业的特殊性以及破产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被认为是引入该制度的重要原因。此外，公司破产制度的不足、政治家和监管机构的推动也促进了该制度的发展。
（一）公司破产程序适用于银行破产之不足
学者们认为普通的公司破产制度缺乏专业性、程序拖沓、难以遏制欺诈，从而无法有效应对银行破产问题。[6]普通公司破产制度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性而无法有效处置银行破产问题。公司破产管理人和清算人也难以承担银行破产的任务。[7]此外，公司破产程序下，存款人通常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重新获得资金，这削弱了存款保险的作用，存款人仍然有足够的动机去“挤兑”银行。英格兰银行甚至认为：普通破产程序增加了银行破产的损失。[8]
另外，普通公司破产制度无法有效处置因其高管欺诈而导致的银行破产问题。实证研究表明，部分破产银行存在内幕交易或欺诈行为。[9]普通破产程序难以在早期阶段发现银行欺诈问题，如“巴林银行”和“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破产都涉及管理人员的欺诈。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使监管机构能快速地对内幕交易和欺诈行为作出反应，如美国最高法院1942年确立的杜梅原则（D’ Oench, Duhme）有效地遏制了内幕交易和欺诈行为。
（二）政治家和监管机构的推动
政治家和监管机构共同推动了银行特殊破产制度。实行特殊破产制度的国家，监管机构通常享有更大的权限；而实行普通公司破产制度的国家，监管机构的作用相对较小。公共选择理论为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盛行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
1．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基于理性人自利的假设，将法律的制订作为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10]该理论将“立法”类比为“商品”，出价最高的集团将获得这一“商品”。[11]利益集团通过外围活动影响立法，以便通过对其集团更为有利之规则。笔者认为，银行领域的利益集团主要包括监管机构、央行、存款保险人、社会公众、财政部以及被监管银行。[12]相比其他组织，监管机构和银行拥有信息和组织上的优势。当监管机构与银行的利益一致时，制订的银行法往往保障了银行家和监管机构的利益。[13]当二者存在利益冲突时，行动和组织更有效率的利益集团则在银行规制的角力中胜出。换言之，作为政府机构，监管机构比银行业更能达成统一行动。与普通银行法规则相比，银行业更难游说政治家制定与通过对其有利的破产规则。
2．监管机构与政治家的利益驱动
任何机构都趋向机构预算最大化、利益最大化。[14]监管机构和政治家也寻求从利益集团获得的政治支持实现最大化。政治家和银行监管机构的命运与银行业的稳定密切相关。政治家从银行业获得大量的竞选经费，并会因银行的破产遭受批评，进而导致选民的流失。监管机构也会因银行破产而引发的金融动荡和纳税人的损失而被问责。政治家以及监管机构将银行破产的原因归结为银行业的不稳健行为，强调制订特殊的破产规则以遏制银行业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政治家和监管机构在制订银行破产规则上有着一致的利益：他们倾向于将银行破产的损失转嫁给第三方。
历史上的金融危机改变了银行规制立法中的力量对比。金融繁荣期间，银行破产问题通常无法成为政治家关注的议题。而金融危机迫使国家动用大量公共资金来拯救银行。政治家倾向于对危机做出快速反应，以避免因公众指责而影响其政治命运。监管机构处于金融危机处置的最前沿，其掌握金融危机的扩散范围以及后果的相关信息。[15]危机时刻的监管机构通常承担着起草银行特殊破产规则的角色，这使得立法机关缺乏足够的时间和专业性来审查监管机构的草案。金融危机削弱了银行家的声誉和实力，也削弱了其在金融监管和破产规则制订中的作用。危机前，银行家能有效地“俘获”监管机构，监管规则能实现银行家的利益最大化。而危机通常扩张了监管机构的权力，如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银行危机后则赋予监管机构“迅速干预的权限”;2009年的危机又促使国会在2010年通过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Act, 2010 ），许多国家的金融法改革方案都呈现出此种趋势。监管机构开始有能力决定银行家的命运，银行却难以再“俘获”监管机构。
二 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之特点
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与公司破产制度有着明显差异，胡普克斯（E. H. Hupkes）教授将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特殊性总结为破产发起标准和程序上的差异。[16]笔者认为，破产发起和程序的特殊性分类略显粗糙。总的来说，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特殊性表现如下：
（一）银行破产目标
银行破产的目标是判断银行破产制度效果的重要标准，金融危机改变了人们对银行破产所要实现目标的看法。2007年金融危机前，许多学者认为银行破产目标与公司破产目标并没有明显差异。如胡普克斯教授和古德（R. M. Goode）教授认为：银行破产是为了拯救银行、保护公司资产；债权人之间合理分配财产；找出破产原因，追究相关责任人。[17]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除了上述目标之外，应该兼顾社会整体利益，避免“系统性风险”。[18]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修正了其对银行破产目标的陈述，认为银行破产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19]部分国家修正其银行破产法时吸收了这一目标，如英国2009年《银行法》规定：“银行破产主要为了加强金融体系稳定、保护公共信心、保护存款人和公共资金”。虽然英国认为上述目标不分优先次序，但相关机构显然将金融体系稳定作为了首要目标而忽视了保护债权人或债务人的利益这一目标。这将影响银行破产方案的选择，也通常会造成银行股东、高管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损失。
（二）破产发起的特殊性
1．发起标准的特殊性
公司将“流动性”或“资产负债表”作为破产发起的标准，而银行主要适用“监管性”标准。由于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适用公司破产标准将延迟对问题银行的处置，这将威胁到公共资金和金融体系的稳定。“监管性”标准之下，监管机构享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如银行的非审慎行为或违反监管指令都可能导致破产程序的发起，这对银行股东或高管有着巨大的震慑作用。
2．发起人的特殊性
债务人或债权人可以发起公司破产程序；而银行特殊破产制度则限制了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在发起程序中的作用。美国、德国、卢森堡和奥地利等国甚至规定“只有银行监管机构才可以成为银行破产程序的发起人”。英国在2009年《银行法》通过之前，《公司破产法》（1986年）规定银行或债权人都可以发起破产程序。2009年《银行法》彻底排除了债权人和银行作为破产发起人的地位，而把这种角色赋予了金融服务局、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
（三）适用行政重整程序
适用行政重整程序是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的重要特征。[20]根据法院在重整程序中的作用，可以分为司法重整与行政重整程序，行政重整是与银行特殊破产制度相适应的程序。
在美国的银行行政重整程序中，法院基本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英国银行破产法糅合了行政重整和司法重整的精华，其规定，进人破产程序之前，可适用“特殊处置机制”，相关机构可以直接对问题银行财产或股权实行转移、国有化等措施而无需法院同意；而在银行破产和管理时，法院则会有限度地介入，如颁发清算令和管理令。
伍德（Philip R. Wood）教授认为，行政重整能维护市场信心和保护消费者。[21]公司重整程序之下，企业通常继续营业；而银行则不应在重整期间继续吸收存款，应该被取消执照。[22]市场信心对拯救问题银行有着重要意义，司法重整程序通常程序拖沓，容易削弱债权人和存款人的信心，进而影响重整的效果。而行政重整能够快速对危机进行反应，及时处置银行资产和债务，有利于保护消费者，避免危机的蔓延，因此行政重整在危机时比司法重整更为有效。
行政重整更适合实现银行重整目标。公司重整为了增加公司的整体利益，以期能摆脱经济困境。[23]不成功的公司重整通常损害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主要涉及私人利益层面。而银行重整主要在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不成功的银行重整可能危及其他银行，产生系统性风险，银行重整更多涉及公共利益。司法重整更多关注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为相关方提供必要的保护，然而却削弱了监管机构对问题银行的控制；行政重整则简化了程序，虽不利于保护无担保债权人或债务人，但却更能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四）行政机关角色的强化
1．行政机关的角色不同
公司破产时，国家在破产程序中的作用并不明显，但国家却在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银行、财政部、存款保险公司和监管机构在银行特殊破产程序中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
发起破产程序前，监管机构对银行进行干预，避免破产或提前发起破产程序；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功能，为陷入暂时流动性困难的银行提供短期支持；财政部则在特定情形下，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以避免金融体系崩溃。[24]破产程序中，监管机构承担了更多的职能：如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同时身兼存款保险人、监管人、清算人和管理人多重角色。在破产程序结束后，监管机构则履行其他职能，如追究破产银行董事的个人责任，其他相关方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2．管理层地位的削弱
公司破产时，债权人主要通过管理人对公司进行控制，管理层仍然可能控制企业，债权人的角色相对较弱。[25]银行破产时，管理层的地位通常得不到保障，监管机构任命的管理人将直接取代原先的管理层。如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在特定条件下，直接开除问题银行的管理层。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下，管理层的利益更容易遭受损害。此外，银行管理层比公司管理层所要履行的义务更为严格。在美国，银行董事更容易构成重大过失而承担个人责任；在瑞典，如银行董事没有及时向监管机构汇报银行状况，则可能因银行破产而承担个人责任；在特定情形下，银行股东也可能承担双重责任，上述情形构成了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
（五）抵销、担保规则的特殊性
破产中的抵销可以降低风险、信贷成本和交易成本，确保部分债权人的债权的安全性。[26]然而抵销对于破产债务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降低了破产债务人所能获得的资金，可能使拯救公司的目的落空。此外，抵销甚至优先于有担保之债权，其作用相当于非公开的担保，这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权益，与公平分配债务人财产的原则相冲突。
在银行破产程序中，当其他金融机构成为破产银行的债权人时，通常允许此类债权人与破产银行债务相互抵销。欧盟的《金融担保指令》和《金融机构破产和重整指令》规定了对破产银行的抵销权。抵销增加了银行参与跨国金融交易的安全性，避免了因抵销规则的差异，而使与破产银行的关联方利益陷人不确定之境地。更为重要的是，允许破产银行的抵销也起到了保护存款保险人和降低中央银行损失的作用。当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时，由于被救助银行通常提供高质量的担保，允许抵销能够保护中央银行资金。而存款保险机构支付了保险金后，如果允许存款人与银行之间的相互抵销也将大大降低存款保险的风险。
三 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之评价
（一）银行特殊破产制度之优势
与公司破产制度相比，银行特殊破产制度更有利于保护银行资产，并且程序便捷，更具有专业性。
1．保护“问题银行”的资产
“监管性”破产标准和监管机构排他性破产发起人的位置有利于保护银行资产。允许普通债权人发起破产程序，即便破产申请最终没有成功，也可能损害银行信誉和市场信心，导致银行“挤兑”。这不利于保护银行资产，将损害债权人的总体利益。有学者认为，即便允许债权人发起破产程序，因债权人相对分散，也难以采取一致行动。[27]债权人发起制度虽然有潜在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在现实中却难以发生，事实上，即便这种风险较小，一旦发生则将产生灾难性后果，应当通过立法消除此类隐患。
2．快速处置问题银行
银行资产具有高度的挥发性，其资产需要短时间内被处置或找到收购方。而公司破产程序下，司法机关参与过多，将导致程序上的拖延；而银行债权人众多，适用公司破产程序则会延缓对问题银行的处置。特殊破产制度赋予相关机构大量的权限，以便其对银行进行快速处置。如监管机构可以开除银行高管、任命管理人、接管人并对银行资产进行处置。监管机构对银行任命管理人或接管人时，法律规定可以不举行听证会。此外，特殊破产制度限制了司法机关的角色，法院对监管机构决定实行有限的司法审查。如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FDICIA）就限制了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时限。对法院的角色限制，使监管机构能快速对银行进行处置，此种速度上的优势对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处置金融危机优势较为明显。
3．专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