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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经常收到关于贪图小便宜买下赃物，而导致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相关咨询问题，大部分人都因并不了解此罪名，而不得已和盗窃犯等一同接受改造。为避免更多类似事情的发生，特收集此罪的相关内容，以供大家参考：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构成要件研究：
1、本罪的客体
本罪名在《刑法》分则中处于第六章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因此，从一般客体来说，其犯罪客体为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的具体客体，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追索财物的正常活动”，也有人认为是“司法机关查明犯罪证明犯罪的活动”。我认为这两者均不能涵盖本罪的全部具体客体。一方面，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是案件的重要物证，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及赃物去向，并印证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等，对于查明案件事实，证明犯罪有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是司法机关应依法追缴的范围，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在客观上给司法机关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造成了妨害，因此，本罪的客体应当是司法机关正常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
2、本罪的主观方面
要求必须是一种明知,对于本罪的明知有两个方面必须注意，一是明知的内容。应该是明知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只要行为人知道该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时，就应当认定其主观上是明知，而不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知该物品是什么具体的犯罪所得，是如何所得，该物品具体是什么物品，有何价值等。二是明知的程度。行为人明知的程度必须达到知道是他人的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而不能是一般违法所得。因而如果行为人只是知道该物品是他人违法所得，那么侵犯的将不再是司法秩序而是行政秩序，自然不应当构成本罪。
3、本罪的客观方面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本罪客观方面包括“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窝藏，是指为犯罪分子提供藏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处所，有隐匿、保管的主观故意。转移，是指将犯罪分子搬动、运输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窝藏和转移均要求其犯罪程度达到足以影响司法机关正常的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活动的程度，如在一个房间内的转移赃物行为不能构成本罪的客观行为。收购，主要是针对1992年两高有关司法解释中所说的“低价购进、高价卖出”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主要是针对以收购废品为名大量收购赃物的行为，是指有偿购入，然后再高价出卖的情况。要注意区别“收购”与“收买”的区别，收买是指买赃自用，其主观上是一种贪图便宜的心理，而不是故意妨害正常的司法秩序。代为销售，是指受犯罪分子委托，帮助其销售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对于本罪的兜底条款“以其他方法”，则应当根据其主观故意及行为是否足以影响司法秩序来进行判断，其核心标准在于掩饰和隐瞒两种效果。掩饰是通过改变物体的外部形状的方式达到与原赃物相区别，而避免被司法追缴的目的；隐瞒则是通过隐匿、谎称等方式，在不改变外部形状的情况下，使犯罪所得及收益及于一种不为人知的地点，避免被司法机关追缴。只要采取这两类方法，达到了妨害司法活动的程度，则是本罪的客观行为。
4、本罪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但是从理论上讲，本罪主体不包括上游犯罪实施人，即产生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实施人，而是帮助犯罪份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其他人。如果是上游犯罪行为人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为，则属于在犯罪后对赃物的处理行为，在刑法理论上叫后续行为，为此前上游犯罪行为所吸收，不另行处罚。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十条增设了本罪的单位犯罪。
二、相关罪责原罪问题研究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一个下游罪名，必须有上游犯罪的存在才能构成本罪，但是本罪名中所规定的上游犯罪，是一种犯罪行为还是必须要以触犯具体罪名为前提，司法界认识不一。
刑法中，有这种类似表述的一共有两种，一处是《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另一处是《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名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第一种情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2002年7月24日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答复中已经明确，《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是具体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的罪名。对于第二处转化型抢劫的规定，目前“两高”及全国人大均没有作出明确，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也有争议，有人认为只要是有犯罪行为即可，有人则认为必须构成诈骗、盗窃或抢夺犯罪。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21日出台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根据这一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不可能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因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虽然在客观上实施了盗窃、诈骗或抢夺犯罪行为，但是由于该三类罪不是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八类犯罪之一，因此他们不能构成盗窃、诈骗或抢夺罪，所以也不能转化为抢劫罪，只能以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定罪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其对于构成下游罪名的犯罪要求必须是触犯具体罪名，而不仅仅是实施了犯罪行为。根据其司法解释的精神，那么本罪的犯罪嫌疑人要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则必须是他人构成犯罪行为的所得或收益。
假如说一个十五岁的未成年人盗窃了3万元现金，其父亲明知并为其掩饰、隐瞒了该3万元，虽然其父亲主观上明知是其子盗窃所得，客观上也实施了掩饰、隐瞒的行为。但是由于其子由于未满十六周岁，不能构成盗窃罪，本罪的上游犯罪不成立，所以其父亲自然也不能构成下游犯罪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但在实践中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即数人单独盗窃均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未构成犯罪，但窝藏者总共窝藏的数额超过盗窃罪数额较大起点的，能否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笔者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没有明确犯罪多次或数额作为构成本罪的情况下，应当不能认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三、案例
因为贪图小利，无锡市民赵某低价收购了两辆被盗的电动自行车，他被无锡市崇安区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不得不与两名盗窃犯一起接受改造。赵某今年六十多岁，已退休在家。平日常去街道里的理发店洗头，久而久之与老板娘周某混熟了。2009年6月，周某在帮赵某洗头时，问他有辆旧的电动车要不要买。赵某看车后发现，车有九成新，只要500元，比市价便宜多了，于是他就买下了该车。2009年7月，还是在这家理发店内，赵某又以800元的价格收购了另一辆电动自行车。 原来理发店老板娘周某的朋友蒋某没有工作，平时就靠小偷小摸过日子。在周某的授意下，蒋某多次到附近一家公司车间楼梯口，采用掰龙头锁、工具撬锁的手法，窃取电动车。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周某、蒋某结伙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被告人周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蒋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而有些倒霉略显“无辜”的被告人赵某则被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归还赃物。 承办法官指出，从本案的主观要件看，赵某在明知是赃物的情况下依然购买被盗电动车，有犯罪的故意。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普通市民对电动车价行情十分了解，2000元市价一辆新电动车以500元卖出，应该很容易分辨此车是被盗赃车无疑，可被告人却依然购买，帮助销赃，因此构成犯罪。 承办法官提醒广大市民，眼下二手电动车为许多市民所青睐，购买的人越来越多，但“君子爱车，取之有道”。购买二手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在正规场合，按照相关规定办好过户、转让手续。

【中文摘要】：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在于保障人权，促进法官公平审判，现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司法准则。司法中由无罪推定原则又衍生出了疑罪从无规则、控方举证责任承担规则、沉默权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四种司法规则来保障实施。目前我国立法一方面贯彻了无罪推定原则，明确规定由法院来行使审判权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并在其判决前，不得将任何人当作犯罪人来对待，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了明确的规定来保障，且对疑罪从无有比较明确和详细的规定，但另一方面又没有彻底贯彻该原则，主要体现在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人民法院的确立有罪权受到侵犯，没有彻底禁止非法收集的证据的运用，为了完善我国的无罪推定原则，应当确定无罪推定原则的宪法地位，调整刑事诉讼法中与无罪推定原则不相符的条款：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沉默权、健全证据使用规则、进一步明确疑罪从无的处理规则。

　　【中文关键词】：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举证责任、沉默权、非法证据

　　【引言】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然而在我国大大小小得公安机关的审讯室里，最醒目得莫过于墙上的那八个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对接受审讯的犯罪嫌疑人的一种警示，让他们坦白，不要抗拒。坦白，坦白什么？抗拒，什么是抗拒？这里毫无疑问已将他们看作是有罪之人，让他们自己证明自己可能有可能无得罪行。既然法律已明文规定未经法院判决，任何人都不得确认有罪，则此刻的犯罪嫌疑人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即推定为其无罪，那为什么仍然要让接受审讯人自己交代“罪行”呢？有什么罪行可以交代？

　　一、无罪推定的概述及其衍生规则

　　《牛津法律大辞典》将无罪推定定义为：“普通法国家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大一是被指控的人必须被推定为无罪，知道或除非他本人承认或有无可怀疑的充足证据证明相反时为止。”[1]即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为无罪。它强调的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要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

　　（一）无罪推定的历史发展

　　从无罪推定原则的产生来看，它起源于古罗马诉讼中的“有疑，为被告人利益”的原则，十八世纪，意大利启蒙思想家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最早从理论上提出无罪推定思想，他在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如果犯罪是不肯定的，就不应折磨一个无辜者，因为在法律看来，他的罪行并没有得到证实”。[2]从无罪推定的历史发展来看，它是作为封建社会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的对立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及穿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法律原则。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刑法和刑事诉讼原则。

　　（二）无罪推定的具体内容

　　无罪推定的提出至今已经发展了200多年，根据贝卡里亚的思想和表述，结合现今的法律发展实情，无罪推定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内容：

　　1、有且只有法院有权依法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

　　其他任何机关个人，包括侦查机关、控诉机关等都无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市委作是否有罪的评判，他们所作的一切诉讼行为诸如侦查羁押等，都只是为了更好地查清案件事实，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案件的事实状态，但无权对案件事实或者说是法律事实给予定论，只有法院在经过合法、公正、有效的审判程序后，才能依法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罪。

　　2、在法院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前，其不应被认定有罪。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法院宣判为犯罪人前，都只是作为一个与其他诉讼主体地位无异的普通诉讼主体参与到侦查、诉讼中，和其他诉讼主体一样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他们参与到诉讼中的目的应当是以协助弄清事实真相为基础的，而非调查其是否真的有罪。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应当先入为主地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罪的。

　　3、举证责任由控诉方承担。

　　控诉被告人犯罪的机关或个人应当承担证明被告人被指控犯罪的事实之责任。[3]其内容包括：一是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二是履行证明责任的控诉方的证明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者达到“没有合理疑点”的程度从而推翻原来的无罪推定，使人不得不相信被告人的有罪事实，否则，由控诉方来承担败诉的风险；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义务和责任来证明自己无罪，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而认为其有罪。即只要不能完全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则其就是无罪的。

　　（三）无罪推定原则的衍生规则

　　由于无罪推定原则比较抽象，且其主要体现出的是一种立法、司法精神，即我们司法应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但在实际的司法运用中还需要些具体的规则来将这一司法原则的精神或者是司法的价值标准具体地体现出来。一方面，在立法上需要将当事人的权益明文规定出来，使其权益明确得到法律上的肯定和保护。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也需要一系列的具体规则来“迫使”国家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等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予以尊重和保护，避免国家公权力的滥用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伤害。具体来说，需要衍生出以下四种规则：

　　1、沉默权规则

　　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享有沉默权。从公安机关侦查直至法院审判完毕，均有权保持沉默，不说话或者随时停止说话，且其不会因为不说话或者停止说话而遭受惩罚或者更重的指控或刑罚。[1]因为既然前提是已经推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需发言来坦陈自己的清白或交代自己的“罪行”。这样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在刑事诉讼司法过程中的具体运用与体现，能切实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益。

　　2、控方举证责任规则

　　即在刑事诉讼中由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简单地说即控诉方若不能完全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则其为无罪。因为既然在法院最终判定被告人有罪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被认为是无罪的，则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都只是为了弄清案件事实，而非因为犯罪嫌疑人有罪而去侦查，控诉机关控诉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是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则当然需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而其他人，特别是被控诉人自己没有义务去证明其有罪，或者是为自己的无罪作辩解。这样很好地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是其在司法中很好的运用，即用具体的规则来限制司法工作人员，明确规定了他们的义务与责任 ，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即控诉机关提出的证据若是在形式、内容或者其收集的方式、程序上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则该证据不能被采用，从而不能作为法院定罪量刑的依据。这样做可以避免侦查机关、控诉机关在查明案件事实、指控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过程中出于其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职业责任感而基于弄清案件事实或者尽早结案而采取一些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违反法律规定的方式、手段来获得证据，也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遭受的指控都是建立在合法证据的证明上的，从而在程序、方式上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体的权益保障，使司法的正义是建立在透明的程序与合法的证据上的，让人完全信服法院的判决，体现出了司法的权威性。

　　4、疑罪从无规则

　　指对案件的指控还存在一点，没有完全排除合理怀疑，使人达不到内心完全确认的情况下，则在判决结果上认定被告人无罪。[2]这样可以避免冤枉一部人可能并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被告人。在面对疑案时，是选择错判还是错放，是设计到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问题，而现代司法公正追求的是个体公正，司法活动应当围绕个体个案进行，可能错案率对司法机关来说只是千分之几，很小很小的一个比例，但对被冤枉被错判的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百了，按疑罪从无的规则，必然会放纵一部分真正的罪犯，但这样可以避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这就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价值体系，不侵犯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样可以保障被告人的人身权益受到合理保护，使公民不可能因为自己并没有做过的事情而受到刑罚，另一方面也给疑案的处理明确了一个标准，即在判决结果上应以无罪论处，解决了法院在碰到疑案时定不了也否不了而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提高了司法的办案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