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政治学对系统法学的启示
李宝明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运用系统思想，运用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将政治生活、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视为具有系统意义的现象，进行系统分析。我们可以把他的政治学理论成为系统政治学理论。由于戴维.伊斯顿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属于系统科学方法，而且政治学与法学同属于社会科学，在学科特点上有很多相通之处，而且很多政治生活、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就是法的现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系统政治学视为理解和认识系统法学的一个模式、样本、范例或参照物。可以说，系统政治学对于系统法学研究而言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至少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以下问题。
第一、关于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的理论地位。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科学方法现在仍然是研究政治学一般理论的唯一通揽全局的方法和高屋建瓴的视角，不幸的是，迄今它尚未遇见过竞争对手，还没有被其他政治学研究方法所取代。系统科学方法历来主张应有一个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结构，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显现这些范围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系统科学方法构建了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络，这一网络是由若干机构以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的，称为“政治系统”。系统科学方法现在仍不失为政治学一般理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1]
戴维.伊斯顿的系统政治学在西方政治学界是独树一帜的成功的政治学理论，他对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政治学的评价决非夸大之辞。按照我国的目前的系统科学理论，戴维.伊斯顿在几十年前所进行的系统政治学研究只是运用了一小部分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有很多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没有得到解释、说明、阐述或运用。在系统科学已经获得相当发展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来促进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低估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没有理由漠视系统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再对系统科学方法抱有怀疑的或保守的态度。虽然系统法学作为我国法学的一种法学理论还处于探索之中，但是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对系统科学法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给予一个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有理由相信系统法学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也能够获得巨大成功。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学术目标和理想设定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理想总是把方向指向有可能到达的目标上。戴维.伊斯顿已经到达了系统政治学这个目标，因此，我们也应当向系统法学这个可能到达的目标前进。理想又总是把目标设定在已经前进的方向上。我国法学界已经向系统法学这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的目标前进了20多年，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进行某种跨越式的前进。
第二、系统法学研究需要的什么样的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进行系统政治学研究必须同时具备理论勇气、智慧和毅力，三者缺一不可。戴维.伊斯顿认为：一方面，政治学理论是很廉价的，到处都有；另一方面，政治学理论又稀缺得出奇。[2]看起来我们只能在像系统政治学这样的一些宏观政治学理论和没有政治学理论之间加以选择。在政治学研究中，在系统政治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总是在未经表达的一系列设想、没有联系起来的若干概念和拙劣整合起来的若干概念之间徘徊流连”，我们应当有勇气毅然决然地去“博取更强烈的理论自我意识，去把握更缜密的理论逻辑”。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政治学的研究“与理解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广泛目标息息相关”，只能“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做出选择。当然，这种事物的内在逻辑只是与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相对而言”。由于政治系统时非常复杂的，解释和描述政治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内在逻辑”，不可能不包括“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的成分。对于个别研究者而言，“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但是如果选用这种方法，“就必须具备卓越超群的理解能力、适用于排解疑难问题的灵活多变的思路以及在茫茫暗夜中为了点燃思想的火炬而艰苦摸索的坚韧毅力等等许多品质”。 [3]
实际上，戴维.伊斯顿的很多观点，可以视为对我国法学整体状况的真实评价和真实写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尽管这种评价听起来相当尖锐和刺激，一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就系统法学研究而言，我国法学界总体上表现出来的敏锐、勇气、智慧和毅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作为一个“个别”的系统法学研究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的研究方法始终就是“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我也只能这样做。戴维.伊斯顿认为这种方法“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我也相信我具备进行系统法学所需要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第三、将系统法学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戴维.伊斯顿认为，理论的概括性和连贯性是甄别所有理论的两种特性。理论的概括性是指法学理论所包含的论题的范围 ，“它们从非常有限的数据到最广泛的数据，各不相同”。理论的连贯性是指构成理论的命题之间的连贯程度。根据这两种特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种：单项概括理论、局部理论和一般理论。单项概括理论的数量是很多的，它们仅仅涉及到一批非常有限的数据，适用于为数甚少的一些事情。在若干单项概括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局部理论。关于政党、组织、利益集团、领导权力、行政行为、联盟等政治学的局部理论，只是研究政治系统的特殊方面或特殊部分，而没有说明这些局部理论自身各自都与一个更大的逻辑、更大的理论整体或更广阔的领域相吻合。这些局部理论之间，也就是“逻辑尚不确定、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就成为了政治学研究的处女地，“而这正是一般理论帮助测定的区域”。系统政治学就是可以说明各种局部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政治学的一般理论。[4]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学理论的三种划分，与前面所说的刘永佶关于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和学科论述体系的划分，是完全相通的。戴维.伊斯顿将系统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这启发我们也应当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应当尽量概括我国法学已有的单项概括理论或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以及局部理论或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不论它们是共识性的研究成果，还是前沿性的探索。
第四、系统法学是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法学。戴维.伊斯顿认为，很多政治学研究就是选择一些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围绕它建构一批概念和命题。由此获得的一些政治学理论作为局部理论不管如何重要，都必然面临甚为狭窄的前景。我们现在缺乏的是系统阐述政治学理论问题的一种明确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关注特定的政治的价值问题，而是拓展自己的视野，致力于处理各种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永恒问题。物理学中已经有了关于运动的一般理论，生物学中已经有了关于生命的一般理论。与此相应，我们在政治学中也应当有一个论述政治生活中心过程的一般理论。在系统政治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寻求到一种理性方法，借此把握最具综合性的问题，进而在最一般层次上打开政治生活的窗口，了解政治生活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一旦我们确认，形形色色的政治生活都可能完全变为我们研究的领域，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实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满足于维护某些与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利益相关的中心价值。相反，我们必然会不分时间与空间，不管所研究的政治系统是最民主的还是最专制的，是最原始的还是最发达的，是最传统的还是最现代的，只是关注一切政治生活系统所面临的最一般问题。[5]
戴维.伊斯顿所研究的政治生活本身都是涉及价值的，但是，他是以一种价值无涉的系统思想和系统科学方法来分析和描述这些政治生活的。因此，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在我国法学界，人们围绕着多样的法的价值，构建了很多法学理论。只不过有人偏爱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法的价值，有人偏爱秩序和国家统治等法的价值。这些法的理论把研究范围局限在特定的法的现象上，不能说是关于法的现象的一般法学理论。系统法学以价值无涉的系统科学方法来研究涉及价值的法的现象，因而是一种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各种形形色色的法的现象，都是系统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在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看来，如何构建系统政治学的论述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戴维.伊斯顿的很多关于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阐释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认为，“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所适用的经验系统行为，完全要看组成这种理论的概念和概括中有多大程度的逻辑连贯性。一个一般理论若是构成了一个思想演绎系统，一整套经验上正确的概括便可以按特性递降的顺序，从特定的假设、前提和公理中演绎出来，这个一般理论也就以其理想的和最有力的形式，实现了其最大价值”。戴维.伊斯顿并没有认为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完整地提供了现成的演绎性命题或可以用来进行演绎分析的概念框架，也并没有认为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完全按照演绎分析的方式构建的，是在贫瘠的政治学理论土壤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的一朵“演绎理论之花”。但是他认为系统政治学理论是有可能这样构建起来的，而且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为承认和接受系统政治学研究能够取得的成就“留下余地”。[6]
戴维.伊斯顿在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过程中还发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是间歇式问世的，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太大的兴趣或与其无关。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这种“严重缺乏现成的理论概括”和“缺乏累积性研究”的状况，使得系统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做到“把各方面概括集中成为一个逻辑上松散的一般理论统一体”，而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使理论探究范围限于易驾驭的边界以内”，在“探知一系列演绎性命题”和“寻求以最起码的连贯性摆脱纯粹收集和处理资料水平的、松散关联的一系列该概括”之间求得某种适当的平衡与结合。不论如何，要想使系统政治学研究取得重要而极为有益的进展，“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围绕此框架，渐渐述及更加复杂的理论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中，人们可以发现和确定用来分析政治系统的稳定而明确的分析单元。[7]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的论述体系中，一方面有选择地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些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进行演绎，同时也从大量的政治现象、政治学理论和学说中，有选择地提炼出一些具有概括性、综合性和归纳性的概念，如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等，并且尽量使这些概念以及相应的命题与那些演绎性概念和演绎性命题相吻合、协调、一致和相互沟通。在这种论述体系中，政治系统是核心概念，输入、输出、反馈等概念以及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概念是两类主体概念。这两类概念构建了一个高层次的总体概念框架。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之内，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生活作了相当彻底的系统分析与综合，形成了很多新的关于政治系统的分析单元。在这种论述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大量的人们所熟知的传统的主流性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被肢解了，并被整合到一个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概念框架结构中。我认为这种独树一帜的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隐含着政治学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不容易也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也就是说不愿看，也看不懂。
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过程中几乎面临着戴维.伊斯顿在这里所说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演绎、分析与归纳、综合的关系问题。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法学和法的现象的特点，“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系统法学也就向成熟的法学理论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何使我国法学界愿意和容易理解系统法学这个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
作者email:lijingju@public.tpt.tj.cn
参考文献
[1]引自：《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 著，王浦劬 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 版，前言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主要趋势回望》，第6-7页。
[2]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 著，王浦劬 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 版，第1 页。
[3] 同前，第557-558页。
[4] 同前， 7-10页。
[5] 同前，第15-19页。
[6] 同前，第10页。
[7] 同前，第11-15页。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鼓励人才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工作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鼓励人才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工作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琼府〔2007〕43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海南省鼓励人才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工作的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七月三日
海南省鼓励人才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工作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我省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区域内外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支持、鼓励各类人才到我省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工作，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据《中共海南省委关于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的决定》（琼发〔2003〕13号）、《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琼发〔2004〕10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5〕18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包括五指山市、东方市、白沙黎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定安县、屯昌县、临高县。
第三条 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重点引进的人才为从事教育、医疗卫生、农牧渔业及其产品加工、科技推广服务、建设与规划、生态、环保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开发项目所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高等院校毕业生。
第四条 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用人单位应当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根据生产经营和事业发展需要，研究制定人才培养、吸引及使用计划，积极为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稳定现有人才队伍，加强人才培养、吸引、使用以及相关管理与服务工作。
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用人单位应当与新引进人才签订合同，就引进人才的权利与义务、待遇与责任、岗位职责、目标任务、标准要求以及双方违约责任作出明确约定。
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市、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用人单位培养、吸引和使用人才提供政策支持与优质服务。
第五条 对新引进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者技师以上职业资格、硕士以上学位，且与用人单位签订服务期为5年以上的聘用合同者，发给一定数额的安家补助费。属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按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引进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的发给安家补助费5万元，所需费用，属财政预算全额拨款或者差额拨款的单位，列入部门预算，按单位的隶属关系由本级财政全额或者部分予以解决；经费自筹单位由用人单位自行解决。
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引进人才的安家补助费发放标准与办法可参照本条规定执行。
第六条 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用人单位应当积极帮助引进人才解决其配偶、子女就业和就学问题，单位自行安排有困难的，可提请政府有关部门协助解决。其中，新引进的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或者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才，其随迁子女在接受基础教育期间，可按本人意愿在当地全市、县范围内选择入校。
第七条 允许我省省属企事业单位或者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专业技术人才，在不影响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科研项目，不损害所在单位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以兼职、短期服务、承担委托项目、合作研究、技术入股、承包经营等柔性流动的方式为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提供智力服务。柔性流动期间，其人事关系保持不变，若其在所在单位的履职情况不因此发生改变，原享有的待遇均保持不变。
第八条 鼓励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结合项目引进和扶贫项目的开展，以聘用、兼职或者短期工作等方式吸引外省、省直单位或者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人才向本地区柔性流动。柔性流动的方式、期限、服务内容、工作标准、工资报酬等由用人单位与人才本人协商，并以合同方式予以明确。
第九条 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区域外单位或者人才持科技成果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实施转化的，实施转化成功投产后，成果完成人所在单位应当连续3至5年从实施该科技成果新增留利中提取不低于8%的比例，对完成该项科技成果及其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将其职务科技成果转让给他人的，单位应当从转让该项职务科技成果所取得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5%的比例，对完成该项科技成果及其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
第十条 各类人才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以下列方式从事农业开发和技术、管理服务的，在设施投入方面享受各项惠农政策：
(一)以自身掌握的技术作为资本投资、入股或者以科技人员为主体，采取自愿结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等方式，设立以科技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为主营业务的个人、合伙、股份制等形式的高新农业技术企业及农业园区、精品果园、养殖小区。
(二)在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中创办与主导产业紧密结合的，能够较好地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的龙头企业。
(三)自愿有偿转让科技成果，或者受聘于高新农业技术企业、农业园区、精品果园及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专职或者兼职从事经营管理或者技术咨询、技术承包、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等服务工作。
第十一条 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工作。对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工作的高校毕业生，根据本人意愿，户口可留在我省原籍，也可以迁往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用人单位签订服务期为3年以上的聘用合同的，也可在我省任何地区随直系亲属落户。需要人事代理服务的，由政府人事劳动行政部门所属的就业介绍服务机构提供全面的免费代理服务。对到五指山市、白沙黎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大中专以上毕业生，试用期工资执行同等学历人员的定级工资标准，试用期满后按所明确的职务确定相应的工资标准，在市、县本级单位工作的，级别（薪级）工资高定一档；在乡镇工作的，级别（薪级）工资高定二档；到其他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乡镇工作的大中专以上毕业生，试用期工资执行同等学历人员的定级工资标准，试用期满后按所明确的职务确定相应的工资标准，级别（薪级）工资高定一档。在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工作满5年后，原高定的级别或薪级工资予以保留。
对中央部属和省属普通高等学校的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应届毕业生，毕业后自愿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工作，且在乡镇以下基层从事教育、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达3年的，其在校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按学校隶属关系分别由中央和省财政代为偿还。
第十二条 逐步实行省直党政机关从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中考录公务员的办法。从2007年开始，省直党政机关考录公务员（包括报考特种专业岗位），考录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的高校毕业生占考录总数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且应当逐年提高考录比例。其中，在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乡镇及以下基层单位工作，服务期满2年以上（含2年）且考核合格的，报名参加工作所在市、县国家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招录（招聘）考试，其笔试成绩可适当加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具体加分标准由省人事主管部门在招考公告中明确。对招录到省直党政机关但没有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应当有计划地安排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1至2年。
第十三条 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自主创业或者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自毕业离校后两年内到县级以下基层从事个体经营的，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之日起3年内免交登记类、管理类和证照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其中从事微利项目且有贷款需求的，可提供小额担保贷款，由财政提供50%的贴息，具体办法按照海南省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的有关规定执行。对在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自主创业或者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政府有关部门要为其提供必要的人事劳动保障代理服务，在户籍管理、劳动关系形式、社会保险缴纳和保险关系接续等方面提供保障。
第十四条 组织实施海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安排到我省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乡镇开展为期2年的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等工作，服务期间按1000元/月标准给予生活、交通补贴，其中，省财政支付800元/月，市、县财政支付200元/月。服务期满后，进入市场自主择业，有关部门应当协助在本系统内推荐就业。服务期满考核合格者，在今后晋升中高级职称时，同等条件下给予适当照顾。对报考公务员的，可适当增加招考笔试成绩，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具体加分标准由省人事主管部门在招考公告中明确。对报考省内高校研究生的，应当适当给予加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具体加分标准由省教育主管部门在招生公告中明确。对已被本省高校录取为研究生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服务的，为其保留学籍2年。
海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和海南省大学生志愿者中部支教计划，参照执行我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相关政策。
第十五条 建立人才与智力对口支援制度。省属企事业单位和海口、三亚市属的教育、科研、医疗卫生机构每年选派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工作1年，其中，省属医院、中学和海口、三亚市属的城区内医院医生、中小学校教师，晋升高级职称（含小学高级教师）前原则上要到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的乡镇卫生院、中小学校服务1年。专业技术人员在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进行对口支援服务期间，派出单位保留其原职务，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并按每人每年不低于5000元的标准发给生活补助，所需费用由派出单位的同级财政部门予以补贴。
每年从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选派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到省属企事业单位和海口、三亚市属教育、科研、医疗卫生机构的相应科室免费跟班学习，接收单位要为跟班学习人员提供必要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第十六条 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事业单位引进急需人才或者接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满编时可由市、县机构编制部门报经省机构编制部门同意后，采取核定过渡编制的形式先调入，待单位自然减员时冲销过渡编制。
第十七条 对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中小学不合格的教师和代课教师，结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及时予以清退,空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和优秀教育人才任教。
第十八条 实行面向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就业的定向招生制度。本省各高校每年安排一部分指标面向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生源实行定向招生，实行定向招录的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原来所在的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就业。鼓励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高中毕业生参加非普通高等教育学习，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后，在就业、创业及工资待遇方面与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
第十九条 建立和完善县、乡二级人才市场服务体系，加强人才市场信息化建设，省和市、县人事劳动部门定期发布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人才需求信息和人才劳动力价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省人事劳动保障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