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沿海防护林保护管理办法(废止)
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沿海防护林保护管理办法
（2004年5月10日海南省人民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4年7月7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80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沿海防护林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沿海防护林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沿海防护林，是指沿海以防护为主要目的的森林、林木和灌木丛。包括防风固沙林、农田防护林、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护岸护堤林、护路林。
红树林的管理、保护适用《海南省红树林保护规定》。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沿海防护林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沿海防护林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计划。
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管理、保护和补偿经费应当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形式积极筹措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管理、保护经费，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各界人士捐资建设沿海防护林。
第六条 沿海防护林建设和保护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适度利用、依法保护的方针。
鼓励和支持开展沿海防护林科学研究，推广应用先进技术，不断提高沿海防护林的综合效能。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沿海防护林的义务，对破坏沿海防护林的违法行为，应当制止和检举。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制定全省沿海防护林总体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全省沿海防护林总体规划组织制定沿海防护林规划及相关细则，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制定沿海防护林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总体规划、旅游总体规划、交通发展规划等规划相协调。
经批准的沿海防护林规划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九条 沿海防护林带按照以下规定划定：
（一）沿海国家特殊保护林带。
1.在沙岸地段，从海水涨潮的最高潮位线起向陆地延伸200米；
2.在泥岸地段，从海水涨潮的最高潮位线起向陆地延伸100米；
3.在岩岸地段，为临海第一座山山脊的临海坡面。
（二）沿海红树林带。
（三）沿海风沙化严重或者生态敏感地带。
经国务院批准的各类规划中已经确定的土地用途，按照规划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 沿海防护林建设规划中被划定为沿海防护林用地的非基本农田，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订计划，逐步退耕还林。沿海防护林建设规划中被划定为沿海防护林用地的养殖塘，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订计划，限期退塘还林。
第十一条 沿海防护林应当以营造防风混交林和景观林为主，形成多树种、多层次、多效益的防护林体系。
第十二条 沿海防护林区内的宜林荒山、荒地、沙滩、滩涂，由林地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按照规划要求营造沿海防护林。
林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沿海防护林建设应当采取招标等方式确定，并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担。
设计、施工单位应当按照经过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方案进行设计、施工，并接受林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沿海防护林建设项目由各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竣工验收。
第十三条 沿海防护林带应当设置保护标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擅自移动沿海防护林保护标志。
第十四条 禁止在沿海防护林区内进行开垦、采石、挖沙、取土、开矿、修坟、挖塘以及其他毁林和破坏林地的行为。
第十五条 沿海市、县、自治县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沿海防护林森林火灾的预防、扑救工作，并落实森林防火责任。
第十六条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沿海防护林森林病虫害的调查监测和防治工作。
沿海防护林的森林病虫害防治，实行谁经营、谁防治的责任制度。发生森林病虫害时，经营者应当及时除治，并及时报告当地林业主管部门，控制和防止森林病虫害扩散和蔓延。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征用沿海防护林地。不得将沿海防护林地改作商品林地或者其他用地。
因国家或者省重点建设项目需要征用或者占用沿海防护林地的，应当按照《海南省林地管理条例》第四章的有关规定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第十八条 禁止采伐沿海防护林。确因国家或者省重点建设项目需要或者林木抚育更新需要采伐林木的，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有关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年采伐限额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
经批准采伐沿海防护林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面积、株数、树种、质量在当年或者次年内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更新造林的面积和株数不得少于采伐的面积和株数。
第十九条 更新采伐沿海防护林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实行隔带采伐，每条采伐带最大宽度不得超过50米。
（二）采用择伐时，采伐强度不得超过20％。
（三）采用小面积皆伐更新时，每块最大面积不得超过2公顷，且要求块与块之间呈“品”字形排列。
（四）沿海防护林采伐后应当于当年或者次年造林更新，更新林带不具备防护效能时，不得批准采伐其它老林带。
第二十条 在沿海防护林区内的各种经营活动，应当遵循保护优先原则，不得造成水土流失，破坏沿海防护林的防护效能。
第二十一条 沿海防护林建设和管理实行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政府对沿海防护林经营者或者所有者建设、管理、保护沿海防护林给予补偿。具体补偿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沿海防护林补偿资金专款用于生态公益林的建设、管理与保护，不得挪作他用。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监督。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破坏或者擅自移动沿海防护林保护标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逾期不恢复原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可以并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在沿海防护林地上进行开垦、采石、采矿、挖沙、取土、挖塘及其他活动的，依照《海南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沿海防护林地上修坟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毁坏幼林、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幼林或者苗木株数3倍的树木。
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对发生的森林病虫害没有进行除治或者除治不力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除治，逾期不除治的，由林业主管部门委托的单位代为除治，除治费用由责任单位或者个人支付。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沿海防护林中进行经营活动，造成沿海防护林带水土流失或者沿海防护林防护效能破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占用、征用沿海防护林地，或者将沿海防护林地改作其他用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处以非法占用或者改变用途林地每平方米20元以上3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临时占用沿海防护林地，逾期不归还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二十八条 沿海防护林的所有者、经营者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将沿海防护林地改为商品林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收回已经获得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款，并处以所获得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3倍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沿海防护林中盗伐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盗伐株数10倍的树木，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盗伐林木价值10倍的罚款。
在沿海防护林中滥伐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5倍的罚款。
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盗伐、滥伐林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简论民事诉讼模式
周成泓
一、民事诉讼模式的界定
我国学者关于诉讼模式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本质属性说。这种观点认为模式能够反映某一事物本质属性的抽象化样式，是指某一系统的结构状态或过程状态经过简化、抽象所形成的样式，它是对某类事物或行为特征的概括或抽象。二是诉讼地位及法律关系说，并将模式与形式、结构、构造视为具有相同的含义。认为模式是对一定事物的内部各个要素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笔者以为，民事诉讼模式是对特定或某一类民事诉讼体制基本特征的揭示。也即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相互关系。，或者说是法院与当事人之间诉讼权限的配置关系模式。诉讼模式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1）主体要素，即当事人与法院。（2）诉讼权限的配置。民事诉讼模式实质上表达的是法院与当事人之间诉讼权限的配置关系，不同的配置关系构成不同的诉讼模式。
二、民事诉讼模式研究的理论价值
民事诉讼模式是对特定的民事诉讼制度本质的外在反映，运用民事诉讼模式来分析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握民事诉讼的本质内容。具体来讲，研究民事诉讼模式具有以下重要理论价值：
第一，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关系是基本的关系，诉讼始终围绕着这一关系而展开。所以，以当事人与法院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民事诉讼模式，可以把握民事诉讼的基本走向。。尤其是，民事诉讼模式是以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配置为研究基点，而这一权限配置决定了某一特定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属性，使我们能够认清不同国家民事诉讼制度的本质特征。此外，通过不同国家民事诉讼模式的分析，可以找出相同点与差异点，分析利弊，以不断完善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
第二，研究民事诉讼模式，可以促进民事诉讼程序的优化。程序不仅仅是作出某决定或得出某一结论所经历的过程或手续，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各主体对形成决定或结论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即他们相互之间的地位、关系。主体的这种程序中的地位、关系，不但是程序权限划分，更重要的是这种角色定位明确了各个主体对形成最终结果所能起到的作用，并各自在其权限范围内对程序结果分担责任。由于诉讼模式是以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配置为研究内容，所以，对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能够促进当事人和法院在诉讼中各自角色的合理定位，并形成合理的归责机制，以达到民事诉讼程序的优化结构。
第三、对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有助于民事诉讼其他具体制度研究的深化。由于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内容带有根本性，对民事诉讼体制的构件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民事诉讼模式应当属于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范围，它对其他具体制度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功能。在一些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好理论中，例如诉讼标的理论、证据理论等，都涉及到当事人与法院的权限配置，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对深化这些具体制度的研究具有基础的理论价值。
三、民事诉讼两大模式——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
（一）民事诉讼中两大模式的含义
从宏观的角度看，民事诉讼理论界对民事诉讼模式的分类，基本上认同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二分法，但对那些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属于当事人主义，哪些国家的属于职权主义，则存在分歧，张卫平还进一步将当事人主义划分为英美型当事人主义与大陆型当事人主义。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大陆型诉讼模式的划分，主要是依据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而确定的。
1、当事人主义
所谓当事人主义，英语的表述为“Adversary system”，是指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的提出和证据的收集和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该原则要求当事人（1）提起诉讼；（2）确定争点；（3）提出证据给法院等。在当事人主义下，当事人甚至对法律的适用都有选择的权利，而且，由于证据及诉讼资料的收集及提出也由当事人负责，所以也可以说发现真实的主要责任也在当事人，而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的传统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处于顺应性的地位，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不作干预。
1、职权主义的含义
职权主义（德语为offizialmaxime），是指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拥有主导权。该原则可分为职权进行主义（amtsbetrieb）和职权探知主义（undersuchungsgrundsatz）两个方面的内容。与当事人主义相对，职权主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程序的进行以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为之。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事诉讼模式属于职权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欧美各国的民事诉讼普遍贯彻实施的就是职权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后一度改行当事人主义。在19世纪的产业革命浪潮中，以至整个20世纪，各国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又加强了职权主义的色彩。
（二）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成因
1、当事人主义的成因
在民事诉讼法典中首先确立当事人主义的当属1806制定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和1891年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等都确立了当事人主义。 作为开山鼻祖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在制定时，当时的诉讼理念认为，民事诉讼是涉及私人利益的纠纷，故运作诉讼和诉讼程序进行的主导权应该由当事人拥有，法院及法官在诉讼中只是严格的中立者，只能就事实问题作出法律上的判断。这种被称为自由主义诉讼观的思想，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制定后，与自然法思想、社会契约说以及经济自由放任思想汇合，在排除国家对市民社会干预的运动过程中形成了纠纷解决的当事人主义优越的浪潮。此外,还有学者论述道：当事人主义的成因还有更深的层次,这就是私权自治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从私法自治原则的角度来说，私法自治与法国民诉法典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诉讼观是相互关联的。由于民事纠纷起因于民事权利义务的争执,便要求贯彻调整私法的原则,国家的干预必然回破坏当事人之间建立在私法基础上的平等关系，不利于纠纷的解决。而从市场经济的关系来说，由于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为只是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并不直接干预社会生活，因此，反映在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的法院只能是居中裁判。
2、职权主义的成因
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法典的典型代表是1895年制定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后来，一些原先采当事人主义的国家如法国等也转而采取职权主义。德国1976年民事诉讼简化法也有此倾向。更令人深思的是，1991年美国司法制度改革法和1995-1996年英国沃尔夫勋爵组成的司法改革小组拟订的方案（Access to justice）也对英美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超然地位进行了反省，强调了法官对程序的干预。
为什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期，职权主义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盛行呢？究其根源主要有二：一是当事人主义支配下的诉讼程序，由于当事人肆意操作诉讼程序，造成了审判迟延、程序复杂以及费用增加等令人不快的后果；二是作为当事人主义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随着19世纪末产业革命的兴起，城市化和大规模化的纠纷解决，以至不能再任由当事人主宰诉讼程序来完成，为了迅速且经济地解决民事纠纷，各国才开始强化了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职权。不过，尽管在18-20世纪，各国民事诉讼出现了当事人主义向职权主义的过度，但并不意味着各国的历史背景是相同的。由于文化历史背景以及当时各国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都会导致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在各自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表现形式和内涵的差异。
四、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趋势
以上只是从理想类型的角度对民事诉讼模式所作的划分，实际上，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某种诉讼模式，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两种模式总是交错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权为诉讼模式的构造原则，并伴随着绝对化的倾向。与此相对，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存在着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漠视，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程序主体地位的确立与诉讼民主与现代化，以及个人利益的要求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所追求的目的之间存在冲突。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各国民事司法改革方兴未艾，除了具体制度、具体程序的改革以外，各国也不失时机地调整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的权限分配，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的各自作用，实现诉讼公正。
在英美法系的民事司法改革中，主要是强化法官在诉讼中的职权作用，法官不但在诉讼程序的推进方面拥有一定的权限，甚至在某些实体问题上法院也享有决定性的权限。这在立法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审前准备程序中这一点体现得较为充分：法官积极地介入审判程序，促进诉讼的进程，包括设定证据开示的最后期限、确定审判日期以及促成当事人和解等方面，法官已更多地转向案件的管理。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模式虽然同属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但是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却存在差别。在大陆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官原本对诉讼程序的进行就享有较大的权力（职权进行主义），特别是在案件的审理中，法官主导庭审程序、主动询问证人，同时法律海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所以在以德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在保证法官的程序管理权的同时，也在不断扩大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控制。
在民事诉讼构造中，过分强调当事人的作用会导致诉讼的迟延，增加诉讼成本，从而带来诉讼实质上的不公正；而过分强调法官的职权作用，虽然能够克服以上不足，但又会产生法官中立性问题。所以，两大发系在保证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基本构造的基础上，不断调整着法官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权限分配，因而出现既重视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的保障，又强调法官对诉讼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权力，从而形成了当事人与法官相协同的新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特别是在当事人主义固有的当事人主导的理念基础上，导入了法官对诉讼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权思想，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但是，西方各国民事诉讼改革并没有根本改变其诉讼模式的基本内容，而仅仅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调整当事人与法院的权限配置，以使其更符合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要求，并没有改变其诉讼模式的本质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