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属地原则的理解及完善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在对刑法学进行研究时，笔者发现我国刑法学界在对如何理解《刑法》第6 条第一款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哪些属于该款中中提到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以及如何认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内犯罪”等几个问题的解释，多有与我国参与的有关国际条约、我国国际法学界以及刑法规定本身内在逻辑相悖，或者不甚清楚的地方，笔者愿就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如何理解《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在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上，我国刑法学界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刑法》第6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在我国船舶、 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是否属于我国领域，是否属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适用范围的问题上。从刑法效力角度看，在我国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涉及到两个不容混淆的问题：一是在我国登记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应否适用我国刑法；二是对在我国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内发生的犯罪是否应根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对前者的回答必须以我国刑事管辖权的范围为基础，而对后者的回答则只能以我国领域的范围为据。这二者的区别在于：一国的刑事管辖权是一个没有地域限制的概念，因为一国的刑事管辖权不仅包括属地管辖，而且也包括属人管辖、保护管辖、普遍管辖和专属管辖。除属地管辖外，后四种管辖的范围都与特定的地域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一国的领域则是一个必须有明确地域界限的概念，因为所谓一国的领域是一个国家能够行使完全排他性主权的地域范围，因而一国的领域只能是“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①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通说认为，根据有关国际法规定及国际惯例，应将我国的船舶、航空器和驻外使领馆理解为我国的领域，对在上述空间范围内发生的犯罪应根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学界的这一理解，不仅不符合国外刑法学界、我国国际法学界在此问题上的主导性观点，更是违背国际法有关的基本原则，有悖于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和公约规定的精神。
（一）我国的船舶、航空器不应解释为我国领域
在一国登记注册的船和航空器是否属于该国领域，在国际法中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的人都对此持肯定的态度。②③ 理由是根据国际惯例，在一国登记的船舶或航空器，不论是民用或军用，不论是国家所有或是私人所有，都是该国的“拟制领土”，旗籍国应对其享有属地管辖权。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将船舶、航空器视为旗籍国的浮动领土，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依据。因为，尽管我国国际法学界的主流认为认为对船舶、航空器适用旗籍国刑法属于属人管辖。但是，根据国际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学说认为“公海上的船舶是船旗国的国土”。④ 而且我国国际法学界也有人认为，国家属地管辖权中的“属地”包括“一国的领陆、领海、领空，也包括在该国注册的船舶、飞机、航空器和航空器”⑤ 从各国刑法立法例的角度看，将对船舶、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适用本国刑法，规定在刑法的属地效力内的立法例也不鲜见（如法国刑典）。但是，笔者认为不宜将我国的船舶、航空器视为我国“领域”。
（二）我国驻外使领馆不是我国领域
一国驻外使领馆的法律地位是与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紧密联系的一个问题。在国际法上，解释驻外使领馆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理论有三种。一是代表说，即认为外交特权是外交人员因代表国家而获得的特殊权利；二是职务需要说，即认为外交特权是外交代表有效执行职务的必要条件；三是“治外法权说”，这种学说将使馆看成派遣国领土的延伸，外交代表因是在本国拟制的领土（使领馆）上而享有外交特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一种学说曾“长期得到国际法著作和判例的支持”，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学说却“逐渐遭到冷落”。“既不是以事实为根据， 也不符合各国外交特权和豁免方面的说法”⑥， 则是该学说日渐得不到国际法学界支持的主要原因。例如，依一般国际法，享有外交特权的外交官也得遵守接受国的法律，各国驻外使领馆不得如同在派遣国领土上一样行使外交庇护权，不得在使馆内行使拘留权；就是馆舍，“也不能独立于接受国的司法管辖之外”等等。特别是面对各国给予外交官特权和豁免权的程序和范围可能出现的差别，以及许多国家是根据互惠和对等原则用国内法来确定外交特权的内容的情况，更是用“治外法权说”根本无法说明的事实。
当然，从法理角度看，“治外法权说”与客观事实不符或该学说在国际法学界受到冷落，并不是不宜用该学说来解释我国驻外使馆法律地位的主要依据。该学说违背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的精神，不符合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才是不应该用这种已过时理论将一国使领馆解释为派遣国领土延伸的根本原因。
从国际法角度看，我国参加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一开始就在序言部分就明确指出，外交特权和豁免的目的“在于确保代表国家之使馆能有效地执行职务”。同时，该公约第41条经三款还专门规定，“使馆馆舍不得充作与与本公约或一般国际法之其他规则，或派遣国与接受国间有效之特别协议所规定之使馆职务不相符合之用途”。世界各国国际法学界普遍认为，上述规定表明该公约“赞同‘职务需要说’，同时也照顾‘代表性说’”。根据该公约，接受国授予外交使馆特权和豁免权，“目的是为确保外交使馆的职能”；“使馆的建筑物和馆区避于接受国的领土主权管理范围，即它不是从接受国领土分离出去的派遣国的领土，而是接受国的领土”。即使赞成使领馆享有“治外法权”的人，也认为“使馆馆舍的‘治外法权’不意味着使馆馆舍是派遣国的领土，而是指接受国不得在那里行使强行性权力”。
我国人大常委会198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199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都分别在第1条明确规定，制定上述条例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外国驻中国使领馆“代表其国家有效地履行职务”。同时，根据上述条例的第1条和第26 条规定的精神，外国驻中国使领馆及其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具体内容，是由“中国政府根据对等原则”“确定”，不是外国使领馆作为“外国领域”而本身固有的。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将使领馆的特权和豁免严格限制在“有效执行职务”的范围之内，上述我国制定的1986年条例（第25条）和1990年条例（第24条）还明确规定，不得将使馆馆舍与领馆馆舍充作与履行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笔者认为，上述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和我国有关的法律规定，都明确表明了我国政府在使领馆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问题上，没有采用将一国驻外使领馆视为该国领土的“治外法权说”。在这种情况下，仍认为我国驻外使领馆是我国领域的延伸，不仅不符合我国有义务遵守的国际公约规定的精神，更是与我国政府的立场与我国有关的法律相悖。
二、对《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的法理解释
1、对我国《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的三种理解
为了正确地理解我国《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所说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首先得弄清该款规定的究竟是什么内容。从国内外刑法学界对类似规定的解释来看，对该款规定的内容大致有三种理解方式。一种方式是将该款规定的属地原则理解为刑法空间效力的基本原则；再一种方式是将该款规定仅仅理解为刑法典的适用范围；第三种方式是将该款规定理解为刑法规定的属地原则的适用范围。
如果按照第一种方式理解。即认为该款规定表明我国《刑法》在空间效力问题上采用基本原则是属地原则，其他原则只是补充。那么，我国刑法第7条规定的属人原则、第8条规定的保护原则、第9条规定的世界原则都应该属于《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所说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即属于属地原则的例外。意大利、德国刑法学界的通说对该国刑法中类似规定的解释，就是采用的这种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固然能说明刑法空间效力的基本原则和其他原则间关系，但却不利于说明刑法属地原则的真正内容，故笔者认为不宜为我国刑法学界采用。
上述第二种理解的方式，即将《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容理解为刑法典的适用范围，是为我国刑法学界通说实际采用的理解方式。尽管我国刑法学界都认为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的“我国刑法”的属地原则，但由于将该款规定中的“适用本法”理解为狭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典），故很自然地将不属于刑法典内容的特别刑法，民族自治地区的变通条例和现在的香港，将来的澳门、台湾地区的刑法，以及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人的刑事责任问题，都理解为该款中所说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但是，这种理解方式显然忘记了这么一个事实：不论是特别刑法、民族自治地区的变通条例，还是（属于我国享有完全主权的）现在的香港、台湾和将来的澳门刑法，都是属于我国刑法。上述理解方式说明的实际不是我国刑法的属地原则，而是我国刑法中的刑法典和特别刑法、区域性刑法的关系。
尽管这种理解方式在目前是通说，但却包含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首先。这种理解与我国刑法学界认为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的是我国刑法的属地原则的通说自相矛盾；如果一方面承认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的是我国刑法的属地原则，另一方面又认为适用我国的特别刑法和地区性刑法就是属于“法律有特别规定”不适用上述原则的情况，这不是等于说我国的特别刑法和区域性刑法就不是我国刑法，港、澳、台地区就不是我国的领域吗？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根本就不符合该款规定本身的逻辑要求。因为，世界各国在刑事立法中作类似规定，都在于强调在本国领域内犯罪都就要适用该国刑法，以达到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如果将一国刑法效力的属地原则只理解为刑法典的效力，显然违背规定该原则的立法原意。此外，如果将特别刑法也理解为不适用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例外，那么必然会给司法实践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国的特别刑法都没有专门规定刑法的空间效力问题，那么，这些法律应不应该在我国适用？如果应该适用，又应该按照什么原则适用？如果将《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的“本法”理解为狭义的刑法典，将该款规定中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理解为一切不属于狭义的刑法典规定的情况，显然无法根据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的属地原则给上述问题一个明确的回答。
第三种理解我国《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的方式，
即将该款规定的内容真正理解为我国刑法的属地原则，或者说将该款规定理解为对在我国领域内犯罪都应适用广义的我国刑法，那么，该款中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就可以分为（1）应在我国领域外根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和（2）在我国国内不适用我国刑法的情况。按这种方式来理解我国《刑法》第6条第一款的规定，不仅符合世界各国刑法学界理解刑法属地原则的通例，同时也更符合法理，可以避免第二种理解在理论和实践上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这样，目前我国刑法教科书中所说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实际上都是属于根据我国国家的最高属地统治权应该适用我国刑法的情况，就是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也不例外。因为，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模式不同，我国刑法第11条专门规定了外交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不仅不属于广义的不适用我国刑法范畴，甚至也不属于不适用狭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问题。
2、《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
如果说我国刑法学界通说列举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都不属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例外，那么，是否实际存在我国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中所说“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弄清该款规定的“适用本法”中“适用”一词的含义。根据我国法理学界的理解，“适用”一词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适用”是指执法、司法机关的执法和公民的守法，而狭义的“适用”则只是指司法机关的将法律规定运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就刑法而言，前者是指法律对执法机关和公民有无约束力，或者说应不应该遵守的问题；而后者则是指在存在违法行为时，司法机关有无权力对其提起诉讼，进行审判的问题。“适用”一词这两种含义，或者说我国刑法的效力范围与我国的刑事管辖权范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无矛盾之处，但二者也有不完全吻合的地方。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就是典型的例子：按有关国际法和我国法律的规定，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员，“应当尊重中国的法律、法规”，因此他们也应该遵守我国的刑法，也应当负刑事责任，不属于广义的不“适用”我国刑法的情况。但是，同样根据有关的国际法和我国法律的规定，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员“享有刑事管辖豁免”，因此，如他们在我国领域内犯罪，我国的司法机关就无权对他们提起诉讼，他们的刑事责任问题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弄清了“适用”一词的含义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我国刑法在我国领域内对人的效力而言，或者说就我国刑法对我国领域内所有的人是否都有约束力而言，可以说不存在任何例外，任何人在我国领域内都没有不遵守我国刑法规定的特权。但是，如果“适用”刑法是指司法机关运用刑法的活动，即不“适用”我国刑法只是意味着我国司法机关不能行使审判管辖权，则包含的情况比较复杂。总的说来，可以分为根据国内法规定对我国公民不进行刑事法律追究和根据国际法我国对外国人不行使管辖权两种情况。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根据我国的有关法律和我国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刑法第6条第一款中所说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不仅应该指对发生在我国领域内的犯罪我国无管辖权的情况，同时还应该包括发生在我国领域外，我国可以根据属地原则适用我国刑法的情况。如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我国对我国领海的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可以行使部分主权权利，对这些区域内发生的某些犯罪案件，我国可以行使管辖权并适用我国刑法。同时，对我国的航天器和南、北极工作站等内发生的犯罪，也应视同发生在我国领域内而适用我国刑法。
三、如何理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1、犯罪地及确定犯罪地的标准
如何理解《刑法》第6条第一款规定中的“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即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地（locus commissi delicti）问题。作为正确地适用刑法属地原则的核心，自中世纪来，犯罪地就是刑法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如何认定犯罪地问题上，到目前为止有三种学说：
（1）以犯罪行为实施地为犯罪地的“行为地原则”。这种学说亦称主观说，是将犯罪的本质视为行为人反抗意志（主观恶性）的表现，强调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的主观的犯罪概念在犯罪地问题上的反映。因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通过犯罪行为，而不是犯罪结果表现出来的，因此应该以犯罪行为地为决定犯罪地的标准。
（2）根据犯罪结果的发生地来决定犯罪地的“结果地原则”。这种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将犯罪的本质归结于犯罪的客观危害，强调发挥刑法保护作用的客观的犯罪概念。由于只有犯罪结果才是刑法所保护利益实际遭受侵害的标志，因此这种学说将犯罪结果的发生地视为犯罪的发生地。
（3）将犯罪的行为和结果发生均视为犯罪地的“折衷原则”或“择一原则”。由于无论将犯罪的主观恶性或对法益的危害性绝对化，都具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采取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兼容的犯罪概念，强调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与保护功能并重，是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主流，故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例或司法实践多采用这最后一种学说。
我国刑法第6条第三款规定：“犯罪的行为或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该规定说明，与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刑法在犯罪地问题上也是采用的“择一原则”
根据我国刑法的上述规定，可以视为发生在我国境内的犯罪包括三种情况：（1）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全部都发生在我国境内；（2）只是犯罪行为发生在我国境内；（3）只是犯罪结果发生在我国境内。
对属于上述（1）的情况，毫无疑义应当适用我国刑法但属于上述（2）和（3）的情况，则由于犯罪行为有多种的表现形式和理论界对犯罪结果有不同的理解，而相对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分析。
2、如何理解《刑法》第6条第三款中的“犯罪行为”
为了正确地认定发生在我国境内的犯罪行为，必须分析犯罪行为的实施方式（作为与不作为、单独犯罪与共同犯罪、连续犯和持续犯）与表现形态（犯罪预备、未遂、中止）等方面，然后根据情况具体决定。
除全部的犯罪发展阶段都在我国境内实施的犯罪外，那些“部分”在中国境内实施的行为也应视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这里面既包括自我国境内开始，在国外实施终了的犯罪；也包括自国外开始，在我国境内实施终了的犯罪。
3、如何理解《刑法》第6条第三款中的“犯罪结果”
在我国刑法学界，对犯罪结果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犯罪结果，就是犯罪行为已经造成的损害结果或者具体的物质性结果；第二种观点认为犯罪结果是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所造成的损害。⑦按第一种观点，犯罪结果是自然意义上的结果，只存在于结果加重犯或结果犯的完成形态之中。按第二种观点理解的犯罪结果，是犯罪行为法律意义上的结果，由于没有侵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行为就不是犯罪行为，因而任何犯罪，包括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等未完成形态，都必须具有这种结果。
笔者认为，在确定犯罪地问题上，原则上应按前一种方式来理解犯罪结果。因为，《刑法》第6条第三款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从上述规定的逻辑来来分析，该款规定中的结果应是一种可与行为分离并独立存在的结果，这显然只能是自然意义上的具体的物质性结果。如果将该款规定中的结果理解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害的话，就不仅（1）刑法第6条第三款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用该条第一款的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本身就明确地包含了该条第三款规定的内容；而且（2）我国刑法第8条的规定也是多余：因为结果将犯罪结果理解为对我国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害，外国人即使在国外对我国国家或公民犯罪，也是对我国刑法所保护利益的侵害，其结果最终也是发生在我国境内。对这个问题可以直接适用《刑法》第6条第一款的规定，按在我国境内发生的犯罪处罚。 不过，笔者认为《刑法》第6条第三款中的“结果”应该理解为“具体的物质结果”，并不意味着笔者赞同将该“结果”理解行为实际上造成的结果。因为该款规定中的犯罪“结果”，除“犯罪行为实际上造成的结果”外，从理论上说还应该包含未完成的犯罪行为可能实现的结果和危险犯所造成的危险状态（前者如在国外向我国境内的人开枪而未射中；后者如在国外往途经我国的工具装爆炸物品）。对于这种情况，一些国家刑法有明确规定：如《奥地利刑法典》第67条规定，所谓的犯罪结果发生地是指“犯罪结果全部或一部发生之地，或行为人设想应当发生之地”；德国刑法典第9条（1）地规定，“犯罪结果发生地，或犯罪人希望结果发生之地，皆为犯罪地”。笔者认为，将我国《刑法》第6条第三款中的犯罪“结果”，作如此扩张性的理解，不仅有利于维护我国的主权，也有利于我国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掌握主动权。
四、关于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规定的两点建议
鉴于本文论及的问题，多与我国刑法有关规定的技术面尚有待改进有关，笔者想借此机会就如何完善我国刑法有关规定的问题简单谈两点建议，作为将来修改刑法时参考。
1、建议将《刑法》第6条第二款的内容独立出来，作为专条规定。因为，即使承认船舶是旗籍国的“领域”，适用旗籍国刑法也与真正发生在本国领土上犯罪有所区别。
2、建议将《刑法》第6、7、8、10条中的“本法”，
改为“我国刑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这样，就可以避免将适用我国特别刑法以及港、澳、台地区刑法和民族自治地区的变通条例，理解为适用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例外这种不应有的混乱。
注释：
1、《国际法》，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王献枢著，第137页。
太原市绿色转型促进条例实施办法
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政府
太原市人民政府令
第71号
太原市绿色转型促进条例实施办法
《太原市绿色转型促进条例实施办法》已经2009年6月10日市人民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9年8月15日起施行。
市 长 张兵生
2009年7月2日
第一条 根据《太原市绿色转型促进条例》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绿色转型工作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本市绿色转型的实施工作。
第四条 绿色转型工作应当遵循政府主导、规划先行、标准引导、全社会参与的原则。
第五条 市发展改革部门在编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时，应当体现绿色转型要求。
第六条 市规划部门编制总体规划时，应当在城市规划区内编制保护生态用地规划，确保一定比例的生态用地。城市公园、绿化带、片林、草坪、庭院、墙面、屋顶、桥体等绿化和美化建设应当列入城市规划。
第七条 市林业部门编制林业总体规划时，应当以汾河为主体进行编制，形成东山、西山、北山绿化和农田林网，公路、铁路林网等组成的生态圈；以汾河绿色景观为主轴，构成城市西南部的生态区域和北部的生态屏障。
第八条 市园林部门编制城市园林总体规划、组织建设综合性公园时，应当保障城市生物多样性，并配置相应服务设施。
第九条 市发展改革、环保等部门在受理列入政府绿色转型计划或者其他投资项目时，应当按照绿色转型标准和绿色转型要求进行审查，不符合要求的不予立项；对经济、社会和环境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应当通过公示、专家评议等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
第十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对其组织编制的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设、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的有关专项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第十一条 市建管部门编制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时，应当突出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应用及主体多元化、能源多结构，鼓励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绿色转型工作机构，应当每年度组织对绿色转型评价指标体系的适用性和技术水平进行评价，确保该指标体系不断完善，促进绿色转型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第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绿色转型工作机构应当会同市质监部门建立绿色转型标准体系，组织、指导、督促有关部门按照绿色转型标准体系要求做好绿色转型工作。
第十四条 市农业、科技、经济、国有资产、建管、商务等部门，应当围绕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培育绿色消费方式，制定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以及园区和企业的绿色转型标准。
第十五条 市财政、规划、教育、民政等部门应当围绕绿色转型规划要求，制定县区、乡镇、村庄、社区和学校等绿色转型标准。
第十六条 市建管、园林、环保、水务、林业等部门应当围绕生态市建设，制定大气质量、水体质量、废弃物、噪声、园林绿化、城市建设管理等绿色转型标准。
第十七条 市人事、信访、建管、财政、卫生、旅游、文物、新闻出版、文化广播等部门，应当围绕建立政府绿色管理等要求，制定绿色机关、绿色信访、绿色采购、绿色办公、绿色医院、绿色旅游、绿色文化、绿色服务等绿色转型标准。
第十八条 绿色转型标准的制定应当经专家委员会审定，报市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并经省质监部门批准后发布。
第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发布的绿色转型标准，开展绿色创建活动，做好绿色转型标准的实施工作。
第二十条 市环保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每3至5年对生态环境可支撑的人口、经济规模和容纳污染物的承载力进行一次定性定量分析，确定生态环境承载力和承载水平，并形成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报告。
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报告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后，报市人大常委会批准，作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绿色转型工作的依据。
第二十一条 市环保部门应当每日对本市重点区域的空气质量信息向社会公布一次；每月对饮用水源水质、汾河流域水质的状况评价、环境污染状况等信息向社会公布一次；每季度对重点排污企业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向社会公布一次。
第二十二条 根据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报告，确定以下主体功能区：
（一）对国土开发密度低、环境承载水平高的区域，确定为优化开发区；
（二）对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大，资源环境有一定承载能力，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好的区域，确定为重点开发区；
（三）对生态环境脆弱的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不好的区域，确定为限制开发区；
（四）对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和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核心区域，确定为禁止开发区。
第二十三条 在不同主体功能区内从事开发建设和调整产业结构，应当遵循以下规定：
（一）在优化开发区，坚持环境优先，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发展高新技术，加快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实行建设项目环境准入制度，改善环境质量；
（二）在重点开发区，坚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科学合理利用生态环境承载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
（三）在限制开发区，坚持保护为主，合理选择发展方向，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四）在禁止开发区，坚持强制性保护，禁止不符合主体功能区域定位的开发活动。
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政府应当增加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促进不同区域的合理开发和均衡发展。
第二十四条 西山创意产业、文化旅游区；汾东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区；城东民营现代物流区；北部不锈钢生态工业区；古交新型煤化工及以工补农示范区；清徐汾河高效观光农业区；阳曲新型工业承接区以及娄烦生态旅游经济区等八大功能区的规划和建设，应当符合各主体功能区的要求。
第二十五条 市经济、国有资产、环保、规划、国土等部门对不符合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要求的污染企业，依法实施淘汰或者异地搬迁改造。
第二十六条 市水务、林业、环保等部门应当组织对重要水资源涵养区、水土保护重点预防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系统进行保护与修复；对城市周边流入汾河的支流应当达到相应水功能标准。
第二十七条 市建管部门应当根据地域、气候、资源等情况，调整建筑用能结构。在污水处理厂周边和污水干线两侧范围内，采用污水源热泵规划建设；在深层高温地下水范围内，采用梯级利用水源热泵规划建设；其他地区符合热泵技术条件的，采用土壤源、水源热泵规划建设。
第二十八条 市建管部门应当推广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鼓励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采取建筑与太阳能一体化应用；道路及庭院照明综合利用太阳能光热、光电及太阳能集热系统技术。
第二十九条 市林业部门组织实施林业发展规划时，在宜林地均应当种植林木，并在下列区域建立不同的防护林带：
（一）在重点建设规划区内的山体、河流、水源保护区地带建立重点防护林带；
（二）在高新区、经济区、民营区、不锈钢园区以及大型工业企业周围建立工业卫生防护林带；
（三）在环城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乡）路两侧，铁路及其支线两侧建立道路防护林带；
（四）在清徐县、小店区、晋源区等区域范围内，建立农田防护林带。
第三十条 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重点对古交、万柏林、东山、西山等矿区内的采空塌陷区进行综合治理，恢复植被，控制水土流失。
第三十一条 因生产经营、开发利用土地、矿产、森林、水质等自然资源，损害生态功能或者导致生态价值丧失的生产经营、开发者，应当进行生态恢复或者等价补偿。
第三十二条 在本市建成区范围内，营业性炉灶、茶（浴）炉、土小锅炉以及产热量在规定标准以下的锅炉禁止燃用原煤，推广使用太阳能、天然气、煤气、液化气、型煤等清洁能源。
第三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规划。
县（市、区）人民政府和高新区、经济区、民营区、不锈钢园区以及市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规划编制本区域、本部门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
第三十四条 市发展改革部门应当会同经济、环保等部门根据国家和省产业政策，结合绿色转型要求，制定并发布循环经济投资指导目录。
第三十五条 市环保部门应当对排放的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并会同物价部门形成污染治理成本的排污收费机制。
第三十六条 市经济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定期发布限期淘汰的生产技术、工艺、设备、产品名录，对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超过规定标准的，强制淘汰。
第三十七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排放的可循环利用的废弃物，应当制定循环利用方案，经环保部门批准后实施；不具备循环利用条件以及排放不可循环利用的废弃物，经环保部门认可，可选择具备处理条件的企业进行处理，或者交纳相应的处置费用，由公共环保企业统一处理。
第三十八条 市环保部门应当根据清洁生产和绿色转型的要求，每季度公布一次污染企业名单。被公布的污染企业应当进行整改，污染严重的企业还应当公布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情况。
第三十九条 市教育部门应当将绿色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并建立绿色教育基地，普及绿色知识，培养绿色行为规范；调整市属中等职业和高职院校专业结构，开设绿色经济和管理试点专业，为全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培养人才；在大学建立绿色研究机构，服务绿色转型工作。
第四十条 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示范和引领社会公众树立绿色转型理念。
第四十一条 居（村）民委员会应当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传播绿色文化。
第四十二条 市人事部门应当将绿色转型工作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
第四十三条 市环保部门应当会同经济等部门建立环境绩效考核体系，每年对污染物排放及能耗、物耗等指标进行考核，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执行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强制性绿色转型标准。
第四十五条 市环保、经济、建管等部门应当定期提供大气治理、污水处理、废水利用、垃圾无害化处理等节能、减排、降耗的重点项目名录，财政部门给予贴息。
企业实施的节能、减排、降耗、绿色产品认证、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的建设项目和科技开发项目，经有关部门认定，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高新区、经济区、民营区、不锈钢园区管委会应当安排专项资金，给予支持。
第四十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设立生态文明奖。
绿色转型工作机构会同财政、环保、人事、政府法制等部门，每年度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绿色转型工作进行考核，完成考核目标的给予奖励。
第四十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设立促进绿色转型专项奖励资金，对在促进绿色转型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保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并可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排放的可循环利用的废弃物未进行循环利用的；
（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排放的不可循环利用的废弃物，未经批准擅自处理造成环境污染的；
（三）污染严重的企业未公布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情况的。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本市建成区范围内的民用炉灶、营业性炉灶、茶（浴）炉、土小锅炉以及产热量在规定标准以下的锅炉燃用原煤的，由市环保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并可处5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执行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强制性绿色转型标准的，由市质监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处罚。
第五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据《太原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不作为问责办法（试行）》、《太原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等有关规定追究其相关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三条 县（市、区）人民政府和高新区、经济区、民营区、不锈钢园区管委会的绿色转型工作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意见，并报市人民政府绿色转型工作机构备案。
第五十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部分应当进行修改或者废止。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9年8月15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