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英美法官文化及其启示
高军
（江苏常州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常州 213001）
［摘要］基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英美法系国家司法制度中，对法官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甚至对充任法官者的年龄、资历、性格，以及法庭仪式、法官装束等都达成了诸多共识，形成独具一格的法官文化。这对于保证法官独立、司法公正、公众对司法判决的服从乃至对法律产生信仰都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 英美法系 法官 法官文化 法律传统
法治社会的实质是良法之治，而“任何一项法律制度，只有当处于其中的人是最好的时候，它才可能是好的”。[1]因此，良法之治的根本保障在于作为有“法律的守护者”之美誉的法官。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官的作用不可或缺，社会赋予法官这个角色“与行政官员、立法官员不一样，甚至与检察官也不一样。这种差别不俟体现在所管辖或处理的事务方面，更体现在人们处理事务或行使权力所用的方式、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方式、语言的风格、外部行为的风格等诸多方面。”[2]以上这些差异，实质上构成了法官文化的内容。基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在发展普通法，维护正义的过程中，塑造了别具一格的法官文化。而法官文化的形成，又反过来对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一、英美法官文化的主要内容
法官文化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较宽广的概念，主要包括制度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三个层面的内容。在法官制度文化方面，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一样，都建立在分权、司法独立的基础上。事实上，更能体现英美法官文化特点的，主要集中在物质和精神的层面。因此，本文探讨英美法官文化亦是主要基于这两个层面而展开。另外，本文主要以英、美两国为考察对象。虽然英、美两国法官文化在一些具体细节方面各有特点，但总体上两者的共性远远大于个性。基于上述定位，笔者认为，英美法官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法官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通法是由法官创造和建立起来的，法官承担着传承和创造法律的重任，因此，专业化及博学是成为法官的前提条件。在英美国家，对法科学生的要求非常高，不仅仅要求他们必须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功底，而且要求必须接受过历史、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多门学科的训练。[3] 法官来源于律师，要想成为法官，必须具有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包括认识、判断、推理案件诸能力在内的良好的认知水平，以及广博的社会知识。正如哈佛大学著名的司法程序专家查菲所说的那样，在普通法国家，为了预测一个未来的法官的行为，最好看看他图书室里的藏书，而不是看他事务所里的诉讼委托人名单。[4] 英美法官非常注重经验，以判例形式表现的普通法，其本身就是司法经验的积累。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基于其知识背景、训练方法、法律思维方式的一致，英美法系的法官凝聚并形成一个“解释的共同体”。同时，借助特定的概念、逻辑推理形式，形成了司法的“方法论自治”。
2.法官任期、待遇及升迁。英国早在1701年即在《王位继承法》中规定法官只要行为良好便可终身任职。在英国，法官是终身职务，只有在违反正当行为原则并在上下两院共同要求下才能由国王予以免职。被任命为法官的人服务的年龄可以达到七十或七十五岁，实际上要比政府官员所允许的年龄限度高出十年。在七十五岁之前成为高级法院法官的许多人可以任职到更高的年龄。[5]在美国，汉密尔顿曾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对确保司法独立来说，除了终身任职之外，没有什么比将对其与持以固定的条文明确下来更起作用了。”这种思想在美国宪法中有所反映，美国宪法第3条第1款明确规定，“最高法院与低级法院之法官如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至于法官的待遇，“先于大陆各国形成的对法官优厚的物质待遇，成为英美法各国的传统”。[6]在英国，法官的薪俸非常优厚，大法官的年薪与首相一样。由于各级法官之间的待遇相差并不大，经济利益方面的刺激和诱惑很小，法官对升迁并无多大的兴趣。[7] 在美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年薪与副总统相同，总体而言“法官的薪俸优厚，如果在高一级的法院任职，还会配有秘书和研究助手”。[8]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以简洁、惜墨如金著称的《美国宪法》甚至对法官的“俸金于任期内不得减少”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3.法官年龄、资历、性格
首先，关于出任法官的年龄。柏拉图认为，“法官不应是年青的，他应该学会知道什么是罪恶。但这不是由他的心灵学到，而是对他人所犯罪恶作长久的观察而得到”。[9]霍姆斯的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更是形象地道出了普通法的真谛。普通法对法律职业者尤其是法官的社会阅历和经验要求非常高，在英国，“人们不会遇到非常年轻的法官”，“向法官席的攀登是一个漫长而规律的进程，四十岁以前被任命为法官是极少见的事情”，[10]“法官一般为中年人和老年人”，“一个在律师界开业不足十五年的人是很难被任命为高等法院的法官的”。[11]事实上，“法官的职位越高，平均年龄也就越大。高等法院法官的年龄很少低于五十岁，上诉法院法官的年龄很少低于五十五岁，而上诉法院高级法官的年龄则不低于六十岁。在这三级法院中，许多法官的年龄要比上述年龄大得多”。[12]美国与英国的情形相类似，但法官在最初就任时平均年龄比英国要年轻些，不过，据1970年的一项调查，也达到了47.3岁。[13]
其次，英美国家任命法官对候选人的资历要求非常高。从14 世纪开始,英国所有各级法院的法官都从出庭律师中产生,而高等法院的法官更是几乎全部从杰出的出庭律师中产生。即，英国法官必须从英国4 个律师公会的成员即出庭律师中任命。一般来说，担任地方法院法官(不含治安法官) 必须有不少于7 年的出庭律师资历；担任高等法院的法官必须有15 年以上的出庭律师或两年以上的高等法院法官的资历。高级法官基本上都在大学，而且是名牌大学中接受过法律基础教育,他们的父辈的职业基本上都属于资产阶级。因此，可以说，“英国的司法的主干是由少数精英所支撑的”。[14]1963年，对100名英国高级法官中所作的一个调查的结果更是证明了这一点。[15]在美国，法官遴选制度本身便说明经验是衡量是否授予法官资格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法官在从事这一职业以前，大约要有15 年到20 年职业律师的经历，有近三分之一的法官在担任法官之前具有检察官的经历。实际上，在美国“大多数法官是律师，具有法学学位和职业律师的经验是成为一名法官最普遍的资格要求”。[16]而能否出任法官，则取决于律师执业中的成功、在律师同行中的声望以及政治影响等诸多考量因素。[17]
另外、在英美国家，由于诉讼中奉行的是当事人主义，法官处于消极中立的地位，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法官群体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其他行业的职业性格。两位英国法学家在其著作中曾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英国人眼中的法官:“头戴假发,身着长袍，面无表情的法官刻板无味地宣告某个被告做了不应做的事情”。[18]美国学者约翰小努南曾比较了普通法国家历史上几位最伟大的法官，即布莱克顿、马歇尔、霍姆斯、卡多佐、布兰代斯等，他总结出这些人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仅以公正无私著称，而且以简朴的生活方式而著称。据此，他认为，法官应当追求简朴的生活方式。[19]按照科特威尔的看法，法官这种职业往往“被看作是超脱狭隘自身利益的”，法官应当在社会交往中保持一定程度的“孤独性”。[20]而流行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谚语“一个公正的法官是一个冷冷的中立者”更是形象地道出了法官超然的个性。
4.法庭仪式及法官装束。在英美法律传统里，宗教与法律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司法仪式具有宗教般的神圣色彩。举法庭装束为例，在英国，法官至今仍然保留着出庭穿长袍戴假发的传统，“在欧洲大陆国家人士的心目中，关于英国法官，常常有这样一幅浪漫的图像：他们身着绯红色的长袍，头戴巨大的假发，在一所镶嵌华丽的法庭上进行审判”。[21]在美国，也继承了英国法官出庭穿法袍的传统，但进行了一些改革，法官出庭一般都穿黑色长袍，但不戴假发。另外，在英美两国，证人宣誓作证的传统在司法实践中一直被传承。
二、英美法官文化的意义
1.保障法官独立。在法官的产生方式上，英国的所有法官以及美国的联邦法官都由行政任命的方式产生，美国各州的法官的产生则有行政任命、选举等多种方式。由于对传统的尊重以及法官“方法论自治”的存在，能使司法与社会保护一定的距离，有力地抵制来自权力的、舆论的压力。因此，法官是否独立与法官是任命还是选举的方式似乎并无太大的关系。在英国，负责一切司法任命的司法大臣任命法官不再考虑政治观点如何。一经任命，法官便应当避免介入任何党派纷争，司法机构的这种非政治性立场已被普遍接受。[22]在美国，所有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法官都由总统任命，总统任命法官时往往考虑选择与自己政治立场相同的人选，法官的职位可能是一件最有价值的政治上的馈赠品。美国历史上共有104名最高法官，仅有13人任命时与总统不属一党。[23]但是，在美国法官被任命后却并不听命于总统。艾森豪威尔曾任命沃伦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布伦南为法官，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按党派原则凡事都袒护总统，以致艾森豪威尔后悔说这是他“犯过的最愚蠢的错误”。[24]詹姆斯麦迪逊任命的法官约瑟夫斯托利拒不照顾麦迪逊的政治密友托马斯杰斐逊，而伍德罗威尔逊所任命的詹姆斯Ｃ麦克雷诺兹立即证明了他几乎反对他的提名者所支持和相信的每一件事情。西奥多罗斯福对其任命的霍姆斯在反托拉斯案件中投反对票感到愤怒，猛烈地拼击说：“我用香蕉雕刻出一个法官，也比他的脊骨硬”。据说当时有人把总统的话告诉霍姆斯时，他只是一笑置之，并且表明他的想法是“在我接触这类案子时，我是根据法律和宪法办事的”。哈里杜鲁门说过：“最高法院的人事安排这种事简直没法干------我试过，但是没有用------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把一个人送到最高法院，他就不再是你的朋友了。我敢肯定这一点。”因此，杰出的法院编年史学家查尔斯沃伦形象地评论说：“在最高法院历史上再没有什么比那种希冀法官追随他的总统的政治观点的希望幻灭时的景象更引人注目了。” 1969年厄尔沃伦在回顾他十六年的首席法官的生涯时指出，我个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身在最高法院若干年而不在实质上改变他的观点的人------如果你要在最高法院忠于职守，你就必须改变自己”。这是一种责任，它以多种方式体现着美国联邦政府行政程序中最神圣的东西。[25] 美国各个州之间关于法官选任的方式差别较大，但如果人们注意的是结果而不是形式，那么，非选举和选举的方式差别不是很大，特别是由于职业合作在这两者中所起的作用更是减弱了存在的差异。[26]
2.防止法官腐败。在英国，“法官都是处在职业生涯的第二阶段的人物，都是资深的出庭律师，属于一个独立的行会，并分享着这个行会的基本价值”。[27]由于法官出身名贵，“贵族生来就负有对普通民众作出裁判的使命，而且他们较衣食无着之人更不容易腐败”。[28]事实上，自1701年《王位继承法》制定以来，英国从没有法官被免职，在那里，甚至没有人知道怎样去实施该法中有关罢免法官的原则。[29]事实上，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法官，他们的职业分工虽有不同，但都属于同一个职业共同体。出庭律师在其事业的顶峰时可能会进入司法界，法官职位是对他们卓越的才能以及优秀的品性的一种对等的回报，“被任命或选举为法官，常被看成是一生中姗姗来迟的光辉成就，也是对其尊敬和威望在形式上的承认”。[30]因此，他们会倍加珍惜自己的声誉。
3.有助于维护司法的权威。英美法系国家关于法官年龄的要求，乃是基于理性的考虑，因为司法的消极、被动、中立等特性以及普通法基于传统而形成的保守趋向，要求法官稳重持中，具备一种超乎常人的心如止水的“冷性”品格，过度热情反而容易伤害司法的理性。至于法庭的仪式，弗兰克在《法律和现代精神》中认为，法律方法和法律手续是社会的一种魔力，法官在法庭上穿着法衣，很严肃地坐在高背椅子上，是以神秘的权威和长辈的形象出现的，其目的不仅使人们对法官无限尊敬，而且也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31] 在另一部著作中，虽然对法袍崇拜予以冷嘲热讽，但弗兰克也承认，作为仪式化的向征，“作为法官，他们一旦穿上庄严的黑色丝袍，（对大多数公众来说）至少就自然而然地被涂上一抹神圣的色彩”。[32]针对英国法官的装束，贺卫方教授指出，“法官的服饰行头中甚至有一顶马鬃制的白色假发,目的就是要营造一种老化的效果,使当事人相信法官是经验丰富、明智而不惑的”。[33]而伯尔曼则从法律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法律与宗教共同具有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而仪式是法律与宗教的超理性价值联系与沟通的首要方式。“法律的各项仪式，也像宗教的各种仪式一样，乃是被深刻体验到的价值之庄严的戏剧化。在法律和宗教里面需要有这种戏剧化，不仅是为了反映那些价值，也不仅是为了彰显那种认为它们是有益于社会的价值的知识信念，而且是为了唤起把它们视为生活终极意义之一部分的充满激情的信仰”。因此，他断言:“法律像宗教一样源于公开仪式，这种仪式一旦终止，法律便失去生命力。” [34]
4.有助于保障法官的尊崇地位和民众对法官的信任。正是基于长期积淀的传统而形成的英美法官文化，保证了在英美国家法官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决定了法官尊崇的地位。英国人认为，大法官是“国王良心的守护者”，享有尊崇的地位。在美国，“法官也是一种富有魅力的职业”，[35]，“即使只是最基层法院的法官，在美国也是一种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36] 总之，“生活在普通法系国家中的人们，对于法官是熟悉的。在我们看来，法官是有修养的人，甚至有着父亲般的慈严。普通法系国家中有许多伟大的名字属于法官”，法官常被称为“教堂外的教士”，是“社会的精英”、“有修养的伟人”和“正义之路的开拓者”。[37]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更是道出了法官尊崇的地位。[38]社会对法官人格寄与厚望，美国关于法官的六条标准，都是关于道德和品格的，没有一条是专业的。因此，格伦顿认为, 英国法制的成功依靠其声誉，依靠其他地方对它的接受，同样也依靠它的品格和原则。[39]伯尔曼认为，英美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法官的自尊心、责任感以及他们的智慧和自制力保证司法的公正。[40]
三、英美法官文化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启示
1.法官文化建设的基础在于对司法的角色定位。英美法系法官文化之所为形成，这与西方文化中司法的社会性的角色定位的传统密不可分。在西方文化中，司法权的性质一般认为是判断权，法官依照法律规则对法律争议的辨别、选择与断定，而这种判断权从属性上来讲则是属于社会的，它来源于公众的合意。在古希腊罗马，司法权大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即使在封建的中世纪，司法权由教会行使或商人行使或自由民组成的法庭行使。即使是领主法庭，其真正行使司法权的也不是领主而是全体自由民。[41]司法的社会性在英美法系国家体现得更为直接，例如，英美法系一直保留了“同类人审判”的陪审团制度，以及法官处于消极、中立地位的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因此，学者认为，从司法权的归属来看，司法权是社会权力，或主要属社会权力。[42]“在国家、公民和社会三者利害关系中，法官代表的是社会，任务是平衡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43]
但是，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司法权被定位为国家性一元属性，司法权的社会属性是难觅踪迹的。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并未形成独立的司法官文化，相反，司法与行政不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古代中国，封建君主是最高的统治者控制着一切权力，封建君主以下，“只有在较高的行政机构中才设有专司法律的官员。在最低一级的行政区域县里，政府的法律与民众发生最直接的联系。县长的司法职能只是其若干行政职能的一种。虽然他们通常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但却必须同时兼任侦探、检察官、法官、陪审员等数种职务”。 [44]古代中国历朝行政及司法机构与职能不分，没有正式的法院，执行法律的人不是训练有素的法官，而是儒家化的兼职官僚，因而没有把法律活动与日常行政管理区别开来，法律活动没有形成职业化。司法实践中，儒家官僚兼任的法官奉行“实质性思维”，采取的是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导致司法无法独立于行政。[45]近代中国，司法独立曾一度开展，但并未取得实质效果。[46]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长期以来，司法一直被定义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改革开放后，司法又被赋予了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任务，司法被赋予的只是工具性价值，司法缺乏独立性，法官等同于一般的公务员（直到今天，法科毕业生进法院的前提是必须通过公务员考试）。基于此定位，诸如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法官错案追究制、法官等级制、主审法官制度等一些不符合司法本质属性要求的做法遂大行其道。这种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构成实现司法公正的体制性障碍。当前，司法改革正在展开，法官文化建设是其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是，笔者认为，由于对司法权的定位还主要局限于国家性一元论，当前的法官文化建设只能围绕一些诸如“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大而空泛的目标进行，无法体现司法权本质的属性。因此，笔者认为，法官文化建设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必须突破司法权国家性一元论的定位，在坚持司法权国家性的同时，承认司法权的社会属性，法官文化建设应当围绕更能区别于立法、行政权力，体现司法权居中裁判本质属性的司法权的社会属性展开。
2.法官文化建设的前提在于司法独立的制度性保障，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在这一方面尚存在着较大的缺陷。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采取的是列举式“干涉禁止”的立法模式，而没有采取现代法治国家通常所采取的总括规定的方式，也没有包括法官个体的独立，表述方式不尽科学与合理，实践中无法保证司法独立的真正实现，应当予以完善。[47]在体制上保证法院以及法官的独立的基础上，对法官任期应当予以规定，应明确规定法官除非违法犯罪和严重违反法官职业操守，不得移调、撤职、免职，同时保证法官具有良好的地位和较优厚的收入，具体而言，主要包括法官薪水由国库统一开支、法官任期内薪水不得减少、法官的待遇应当优于普通公务员的待遇、上下级法院法官之间的待遇不可过大等，以此来保障法官职业的稳定性。
3.就我国法官文化建设的内容而言，当前，法袍、法槌已在庭审中采用，在法官文化的物质建设层面已迈出可喜的一步。笔者认为，我国法官文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应当关注以下内容：（1）法官的专业化、同质化。当前，随着司法考试的实行，以及《法官法》的进一步落实，法官职业将有望逐步实现专业化和同质化。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当前司法考试允许非法科毕业生参加，不符合国际惯例，应予以改革。另外，为进一步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有必要采取从优秀律师群体中选任法官的改革思路。（2）对法官的年龄、资历以及法官的个性应当提出适当的要求等内容也应当逐步提上司法改革的议事日程。（3）应当赋予法官在具体的个案审判中具有解释法律的权力，以此为基础，逐步实现我国法官审判中的“方法论自治”，以此来对抗外界对司法的干涉，维护司法独立。
结语：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有言，“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笔者认为，我国法官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在保障包括司法权独立和法官独立在内的司法独立的基础上，确立法官尊崇的地位，使法官群体产生职业的自尊感，并自觉维护自身公正、廉明的形象，实现司法公正，最终使公众信赖法官、信赖司法，进而自觉服从和信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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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千条
（特留份之算定）
一、算定特留份时，应考虑在被继承人死亡之日其财产之价值、已赠与财产之价值、须归扣之开支及遗产所负之债务。
二、算定特留份时，对按照第一千九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而属无须归扣之财产，其价值不予考虑。
第二千零一条
（负担之禁止）
一、遗嘱人不得为特留份设定负担，亦不得在违反继承人之意愿下指定应组成特留份之财产。
二、然而，如遗嘱人对用益权作出死因处分或设定终身定期金，以致对特留份造成影响，则特留份继承人得履行该遗赠，或仅将遗嘱人可处分之份额交予受遗赠人。
第二千零二条
（以遗赠代替特留份）
一、被继承人得给予特留份继承人遗赠，以代替特留份。
二、接受代替将留份之遗赠即导致丧失对特留份之权利，而接受特留份亦导致丧失对该遗赠之权利。
三、继承人接获按照第一千八百八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所作之通知后，如不作任何意思表示，则视为接受遗赠。
四、代替特留份之遗赠，须计入被继承人之不可处分之份额内；然而，如遗赠之价值超出继承人特留份之价值，则该超出部分须计入可处分之份额内。
第二千零三条
（特留份之剥夺）
一、在下列任一情况下，被继承人得透过在遗嘱内明确指出理由而剥夺特留份继承人之特留份：
ａ） 可继承遗产之人曾因故意侵犯被继承人、其配偶、与其有事实婚关系之人、任一直系血亲卑亲属或直系血亲尊亲属之人身、财产或名誉而被判罪，且该犯罪属可处以六个月以上之徒刑者；
ｂ） 可继承遗产之人曾因诬告上述之人或针对该等人作虚假证言而被判罪；
ｃ） 可继承遗产之人曾在无正当理由下拒绝履行其应对被继承人或其配偶承担之扶养义务；
ｄ） 可继承遗产之人曾故意或在无合理理由下对被继承人之财产或人身造成严重损害，又或曾在其它状况下严重违反其对被继承人所负有之义务。
二、为着一切法律效力，被剥夺特留份之人等同失格者。
第二千零四条
（对特留份之剥夺提起之争议）
以被继承人所主张之理由不存在为依据而就特留份之剥夺提起争议之诉之权利，自遗嘱启封时起计两年后失效。
第二章
慷慨行为之扣减
第二千零五条
（损害特留份之慷慨行为）
生前慷慨行为或死因慷慨行为对特留份继承人之特留份造成损害时，称为损害特留份之慷慨行为。
第二千零六条
（扣减）
应特留份继承人或其继受人之声请，可从损害特留份之慷慨行为中扣减为填补特留份所必需之部分。
第二千零七条
（放弃之禁止）
于被继承人在生时，禁止任何人放弃扣减慷慨行为之权利。
第二千零八条
（扣减顺序）
扣减之范围，包括首先扣减被继承人以遗产名义作出之遗嘱处分，其次为遗赠，最后为被继承人生前所作之慷慨行为。
第二千零九条
（遗嘱处分之扣减）
一、如只须扣减遗嘱处分，则不论对其中以遗产名义或以遗赠名义作出之死因处分，均应按比例扣减。
二、然而，如遗嘱人表示某些特定处分应优先于其它处分，则仅在其它处分之全部价值不足以填补特留份时方扣减该等特定处分。
三、报酬性死因处分亦具有上款所指之优先性。
第二千零一十条
（生前慷慨行为之扣减）
一、如有需要扣减被继承人生前作出之慷慨行为，应首先扣减最后作出之行为之全部或部分；不足时，扣减其前一行为；依此类推。
二、同一行为中或同一期日内有数个慷慨行为时，对该等行为之扣减须按比例为之，但如其中存在报酬性慷慨行为，则因对其适用上条第三款之规定而属例外。
第二千零一十一条
（进行扣减之方式）
一、遗赠或赠与之财产属可分割时，扣减系透过从该等财产中划分出为填补特留份所必需之部分而为之。
二、有关财产属不可分割时，如扣减之金额超出财产价值之一半，则财产全部归特留份继承人，但其须以金钱向受遗赠人或受赠人支付不应扣减之部分；反之，则财产全部归受遗赠人或受赠人，但其须以金钱向特留份继承人支付应扣减之金额。
三、对于曾无偿为特留份继承人作出之开支，因进行扣减而偿还时亦须以金钱为之。
第二千零一十二条
（赠与财产之灭失或转让）
如赠与之财产基于任何原因已灭失、已被转让或设定负担，则受赠人或受赠人之继受人，在有关财产之价值范围内，负责以金钱填补特留份，但该继受人所负之填补特留份之责任，以其继承受赠人之财产净值为限。
第二千零一十三条
（应负责任之人无偿还能力）
在上条及第二千零一十一条第三款所指情况下，按所定顺序而应承担扣减负担之人无偿还能力时，其它人无须因此承担责任。
第二千零一十四条
（孳息及改善物）
在要求扣减之请求提出之前，受赠人视为孳息及改善物之善意占有人。
第二千零一十五条
（扣减之期间）
就损害特留份之慷慨行为提起扣减之诉之权利，于特留份继承人接受遗产时起计两年后失效。
第四编
遗嘱继承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二千零一十六条
（遗嘱行为之概念）
一、遗嘱行为系指一人为对其全部或部分财产作出死因处分而作出之单方及可废止之行为。
二、就法律容许纳入遗嘱内之非财产性质之处分，如该等处分属某一以遗嘱方式作出之行为之一部分，则属有效，即使在该行为中并无任何具有财产性质之处分亦然。
第二千零一十七条
（遗嘱人之意思表示）
如遗嘱人未在遗嘱行为中完整及清楚表示其意思，而仅以示意动作、感叹词、不连贯之词句或单字回答向其提出之问题，则该遗嘱行为无效。
第二千零一十八条
（共同遗嘱）
两人或多人不得在同一行为中作出互惠或惠及第三人之遗嘱行为，但就婚姻协议所规定之情况除外。
第二千零一十九条
（遗嘱行为之人身性）
一、遗嘱行为系具人身性质之行为，不可透过代理人作出或以他人之意愿为依归而作出，不论所涉及之内容为继承人之设立或受遗赠人之指定，或遗产或遗赠之标的，又或是否履行遗嘱之规定。
二、然而，遗嘱人得委托第三人：
ａ） 在遗嘱人所设立之继承人或指定之受遗赠人为某一群人之情况下分配遗产或遗赠；
ｂ） 在遗嘱人选定之人中指定受遗赠人。
三、在上款规定之情况下，任何利害关系人均有权声请法院为分配遗产或遗赠而定出期限，又或为指定受遗赠人而定出期限；在第一种情况下不遵守法院定出之期限，将导致由法院指定之人进行分配，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不遵守法院定出之期限，将导致由遗嘱人所选定之各人平分遗赠。
第二千零二十条
（由承担遗赠负担之人、受遗赠人或第三人选择遗赠）
一、如遗嘱人指明遗赠之目的及遗赠中之标的物之种类或类别，则遗嘱人得交由承担遗赠负担之人、受遗赠人或第三人合理选择遗赠物。
二、上条第三款之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上款所指之情况。
第二千零二十一条
（含有援引之遗嘱）
以向他人秘密作出之指示或建议为依归而作出之遗嘱处分，又或透过援引非属公文书之文件或援引非由遗嘱人在立遗嘱日以前或当日书写及签名之文件而作出之遗嘱处分，均属无效。
第二千零二十二条
（惠及不确定之人之处分）
遗嘱行为中惠及不确定之人之处分，在无法透过任何途径确定受惠人之情况下，亦属无效。
第二千零二十三条
（处分之目的违反法律或公共秩序或侵犯善良风俗）
如解释遗嘱后得出结论为遗嘱处分之基本目的违反法律或公共秩序，或侵犯善良风俗，则该处分属无效。
第二千零二十四条
（对遗嘱之解释）
一、对遗嘱之规定作出解释时，应根据遗嘱之上下文而采纳最符合遗嘱人意思之解释。
二、容许借助补充证据作解释，但所得出之遗嘱人之意思，必须与遗嘱之上下文有最起码之对应，方可产生效力，即使该意思之表达未尽完善亦然。
第二章
遗嘱能力
第二千零二十五条
（一般原则）
所有未被法律规定为无能力立遗嘱之人，均可订立遗嘱。
第二千零二十六条
（无能力）
下列之人无立遗嘱之能力：
ａ） 亲权未解除之未成年人；
ｂ） 因精神失常而导致禁治产之人。
第二千零二十七条
（制裁）
无能力人所立之遗嘱无效。
第二千零二十八条
（确定能力之时）
确定遗嘱人是否具有立遗嘱之能力，以立遗嘱之日为准。
第三章
相对不可处分之情况
第二千零二十九条
（监护人、保佐人、法定财产管理人及监护监督人）
一、由禁治产人或准禁治产人作出之惠及其监护人、保佐人或法定财产管理人之遗嘱处分属无效，即使有关报告已获核准亦然。
二、如在订立遗嘱之日，监护监督人正替代上款所指之监护人、保佐人或法定财产管理人，则惠及监护监督人之遗嘱处分亦属无效。
三、然而，如上述之人为遗嘱人之直系血亲卑亲属、直系血亲尊亲属、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配偶或与遗嘱人有事实婚关系之人，则惠及该等人之遗嘱处分属有效。
第二千零三十条
（医生、护士及司祭）
一、如遗嘱人于患病期间订立遗嘱，且因该疾病致死，则惠及治疗遗嘱人之医生或护士之遗嘱处分，又或惠及向其提供精神帮助之司祭之遗嘱处分均属无效。
二、以下情况，不属上款所定之无效之范围：
ａ） 就病人所得到之服务而作出之报酬性遗赠；
ｂ） 惠及上条第三款所指之人之遗嘱处分。
第二千零三十一条
（遗嘱行为之参与人）
遗嘱处分，如惠及缮立公证遗嘱或核准订立密封遗嘱之公证员或履行公证职能之实体，又或惠及书写密封遗嘱之人、或在订立遗嘱或核准遗嘱之行为中参与之见证人、担保人或翻译，均属无效。
第二千零三十二条
（透过他人而作出之处分）
一、以上各条所指之遗嘱处分，即使透过他人作出，亦属无效。
二、第五百七十三条第二款所指之人，视为他人。
第四章
意思之欠缺及瑕疵
第二千零三十三条
（偶然无能力）
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无能力理解自己之意思表示之含义，或基于任何原因而不能自由表达自己之意思者，即使有关原因属暂时性，其所立之遗嘱亦得予以撤销。
第二千零三十四条
（虚伪）
遗嘱处分表面上惠及遗嘱内指定之人，但在实际上系透过与此人达成协议而旨在使另一人得益者，该处分得予以撤销。
第二千零三十五条
（错误、欺诈及胁迫）
因错误、欺诈及胁迫而作出之遗嘱处分，亦得予以撤销。
第二千零三十六条
（动机错误）
遗嘱处分之事实上或法律上之动机错误，仅在从遗嘱本身能推论出遗嘱人如知悉该动机为虚假即不作出有关处分时，方构成撤销该处分之理由。
第二千零三十七条
（在人或财产之指定上之错误）
如遗嘱人对继承人、受遗赠人或作为处分标的之财产之指定有错误，但从遗嘱之解释可推论出遗嘱人欲指定者为何人或为何等财产，则视该处分之对象为该人或该等财产。
第五章
订立遗嘱之方式
第一节
普通方式
第二千零三十八条
（方式之指明）
订立遗嘱之普通方式分为公证遗嘱及密封遗嘱。
第二千零三十九条
（公证遗嘱）
由公证员按公证法之规定而书写之遗嘱，为公证遗嘱。
第二千零四十条
（密封遗嘱）
一、由遗嘱人书写并签名、或由他人应遗嘱人之要求而书写并签名、又或由他人应遗嘱人之要求而书写并由遗嘱人签名之遗嘱，称为密封遗嘱。
二、遗嘱人不懂或不能签名时，方得不在密封遗嘱上签名，但不签名之理由须于核准书内载明。
三、在遗嘱上签名之人应于未载有其签名之各页上简签。
四、密封遗嘱应由公证员按公证法之规定核准。
五、违反以上任一款之规定，即导致遗嘱无效。
第二千零四十一条
（密封遗嘱之期日）
为着一切法律效力，核准密封遗嘱之期日视为立遗嘱之期日。
第二千零四十二条
（不能作出密封遗嘱）
不懂或不能阅读之人，不得以密封遗嘱作出处分。
第二千零四十三条
（密封遗嘱之保存及提交）
一、遗嘱人得自行保存密封遗嘱或委托第三人保管，又或将遗嘱存放于任何有权限之公证署。
二、掌管密封遗嘱之人，有义务自知悉遗嘱人死亡时起五日内将遗嘱交予任何有权限之公证署，如不遵守此规定，则须对因此而造成之损害负责，且不影响对其可适用第一千八百七十四条ｄ项所规定之特别制裁。
第二节
特别方式
第二千零四十四条
（船舶上订立之遗嘱）
任何人得按照以下各条之规定，在船舶之海上旅程中订立遗嘱。
第二千零四十五条
（海上公证遗嘱）
一、遗嘱人应在船长及两名见证人面前作出其意思表示。
二、船长本人拟立遗嘱时，其本人在遗嘱行为中所占之上述地位，由应代其履行船长职务之人替代。
三、遗嘱经船长书写、记明日期及高声宣读后，即由遗嘱人、见证人及船长本人签名；遗嘱人及证人不能签名时，应在遗嘱中载明该等人不能签名之理由。
第二千零四十六条
（海上密封遗嘱）
一、如遗嘱人懂书写并能书写，则可亲自书写遗嘱。
二、遗嘱人书写遗嘱并签名后，须在两名见证人面前将遗嘱提交船长，并声明遗嘱表达其本人最后之意思；船长不得阅读遗嘱，而须在遗嘱上书写遗嘱已向其提交之声明并记明日期，而见证人及船长均须在该声明上签名。
三、如遗嘱人提出要求，则船长须在见证人仍在场下将遗嘱封妥，并于作为封套之纸页之向外一面作出注记，指出遗嘱所属之人。
四、上条第二款之规定适用于此类遗嘱。
第二千零四十七条
（遗嘱之复本、纪录及保存）
海上遗嘱应作成一式两份，并在航海日志内作出有关纪录及与船舶之文件一同保存。
第二千零四十八条
（遗嘱之交付）
一、如船舶进入有代表澳门之领事当局之澳门以外港口，船长应将遗嘱之一份文本及航海日志内之纪录副本交予该当局。
二、船舶抵达澳门地区港口后，船长须将遗嘱之另一文本存放于有权限之公证署；如未有任何文本按上款规定被存放，则须将两份遗嘱连同有关纪录之副本一并 存放。
三、在本条所指之任一情况下，船长均须就遗嘱之交出索取收据，并于航海日志内之遗嘱纪录旁作出有关收据之附注。
第二千零四十九条
（公开）
如遗嘱人在使其无法透过普通方式订立遗嘱之原因终止前死亡，则公证员须采取措施，将遗嘱人之死讯在《澳门政府公报》上公布，并指明存放其遗嘱之公证署。
第二千零五十条
（在航空器上订立之遗嘱）
第二千零四十四条至第二千零四十九条之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在航空器之旅程中订立之遗嘱。
第二千零五十一条
（公共灾难时订立之遗嘱）
一、任何人如因身处疫症流行地或因其它公共灾难而无法透过普通方式订立遗嘱，得按照第二千零四十五条或第二千零四十六条所定之程序，于任何公证员、法官或司祭面前订立遗嘱。
二、应尽快将遗嘱存放于澳门有权限之公证署。
第二千零五十二条
（见证人、担保人或翻译之适当性；无能力）
一、凡被禁止于缮立非官方公文书之行为中担任见证人、担保人或翻译之人，均不得于本节所规范之遗嘱行为中担任有关工作。
二、第二千零三十一条之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本节所规范之遗嘱。
第二千零五十三条
（生效期）
一、按照本节规定之任一特别方式而订立之遗嘱，自使遗嘱人无法透过普通方式订立遗嘱之原因终止时起计两个月后失其效力。
二、在上述期间，如遗嘱人再次处于无法透过普通方式订立遗嘱之状况，则期间中断，并应自该状况终止时起重新开始计算两个月之期间。
三、遗嘱人在一实体面前订立遗嘱时，该实体应向遗嘱人解释有关第一款之规定，并于其遗嘱内载明此事实；不履行本规定并不引致遗嘱行为无效。
第二千零五十四条
（常居于澳门之人于外地订立之遗嘱）
常居于澳门之人遵照澳门以外地方之准据法而订立之遗嘱，仅在其订立或核准已符合对庄严方式之要求下方在澳门产生效力。
第六章
遗嘱内容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千零五十五条
（为死后受悼念或为近似目的而作之遗嘱处分）
一、就遗嘱人为死后受悼念或为近似目的而作之遗嘱处分，如遗嘱人已指定用于此目的之财产，或为该目的所需之金额可予确定，则该处分属有效。
二、上述遗嘱处分，构成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之负担。
第二千零五十六条
（惠及亲属或法定继承人之遗嘱处分）
一、就惠及遗嘱人或第三人之亲属之遗嘱处分，如未具体指出所惠及之亲属，则该处分视为惠及在遗嘱人死亡之日按法律规定会被赋权继承之人，并按法定继承规则分配遗产或遗赠。
二、遗嘱人或第三人之法定继承人或某类血亲被指定为继受人时，亦按同一方式处理。
第二千零五十七条
（继受人之个别及集体指定）
如遗嘱人以个别方式指定某些人为继受人，而以集体方式指定其它人为继受人，则后者亦视为以个别方式指定。
第二千零五十八条
（对某人及其子女之指定）
如遗嘱人赋权予某人及其子女继承，则该等人均视为按照上条之规定同时被指定，而非先后被指定。
第二节
附条件、期限或负担之遗嘱处分
第二千零五十九条
（附条件之遗嘱处分）
遗嘱人得对继承人之设立或受遗赠人之指定附停止条件或解除条件，但须受以下各条之限制。
第二千零六十条
（不可能条件、违反法律或公共秩序之条件或侵犯善良风俗之条件）
一、事实上或法律上不可能之条件，视为不存在，且不影响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但遗嘱人另有意思表示者除外。
二、违反法律或公共秩序或侵犯善良风俗之条件，亦视为不存在，即使遗嘱人另有意思表示亦然；但不影响第二千零二十三条规定之适用。
第二千零六十一条
（以他人作出遗嘱处分为条件）
遗嘱处分，如附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亦须于其遗嘱内作出惠及遗嘱人或他人之处分之条件，即属无效。
第二千零六十二条
（违反法律之条件）
下列条件及与之类似之条款均视为违反法律：居住或不居住于某房屋或地点；与某人或不与某人交往；不订立遗嘱；不将遗嘱处分之有关财产移转予某人或不将之分割或划分；不声请进行财产清册程序；选择从事或不选择从事某职业；成为或不成为司祭。
第二千零六十三条
（以结婚或不结婚为条件）
一、以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结婚或不结婚为条件者，此条件亦违反法律。
二、然而，如以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定期金或其它连续或定期给付为内容作出遗嘱处分，而规定该处分仅在受遗赠人处于未婚、鳏寡或失婚之期间方产生效力，则该处分仍为有效。
第二千零六十四条
（以不给予或不作为为条件）
如给予遗产或遗赠之条件为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在不确定之期间内不将某物给予他人或不作出某行为，则该处分之作出视为附有解除条件，但从遗嘱中得出相反结论者除外。
第二千零六十五条
（给予优先之义务）
遗嘱人得规定受遗赠人有义务在出卖遗赠物或订立其它合同时，按规范优先权约定之规定给予某人优先权。
第二千零六十六条
（担保之提供）
一、对于附解除条件之遗嘱处分，法院得规定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有义务提供担保，以保障在条件成就时将获得遗产或遗赠之人之利益。
二、对于附停止条件或附始期之遗赠，法院亦得规定应履行遗赠之人有义务提供担保，以保障受遗赠人之利益。
三、在上两款所指之任一情况下，遗嘱人均得免除担保之提供。
第二千零六十七条
（遗产或遗赠之管理）
一、如继承人之设立附停止条件，则须就有关遗产实施管理，直至该条件成就或被确定不能成就时为止。
二、如按照上条规定须提供担保之人不提供担保，则在条件成就或期限届至前，亦须就有关遗产或遗赠实施管理。
第二千零六十八条
（管理遗产或遗赠之人）
一、如遗产之给予附停止条件，则遗产之管理由受条件约束之继承人本人负责；如其不接受管理遗产，则由其替代人负责；如无替代人或替代人亦不接受管理遗产，则由与受条件约束之继承人有增添权关系之不受条件约束之共同继承人负责；如无该等共同继承人，则由推定之法定继承人负责。
二、第二千零六十六条所规定之担保未被提供时，遗产或遗赠之管理须由受该担保保障利益之人负责。
三、然而，不论属本条所规定之任一情况，只要有合理理由，法院均得采用其它方法。
第二千零六十九条
（管理制度）
第八十九条及续后各条就保佐所定之规则，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遗产或遗赠之管理人，但不影响以上各条规定之适用。
第二千零七十条
（为未出生之人管理遗产或遗赠）
一、第二千零六十七条至第二千零六十九条之规定，适用于留给在生之人之未受孕子女之遗产；但在不属遗产或遗赠之管理范围之其它事宜上，该未受孕子女由该在生之人代理，又或在该在生之人为无行为能力时，由该人之法定代理人代理。
二、如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已受孕，则遗产或遗赠之管理由在该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已出生之在假设下会为其管理财产之人负责。
第二千零七十一条
（待分割财产管理人之管理）
以上各条之规定不影响待分割财产管理人之管理权。
第二千零七十二条
（条件之追溯效力）
一、条件成就之效力，追溯至遗嘱人死亡之日，与此相反之遗嘱表示视为不存在。
二、第二百七十条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规定，适用于追溯效力制度。
第二千零七十三条
（始期或终期）
一、遗嘱人得规定受遗赠人之指定受始期约束；但该始期仅可中止有关处分之执行，而对被指定之人取得遗赠之权利则不构成影响。
二、对继承人之设立附始期或终期之表示，以及对受遗赠人之指定附终期之表示，均视为不存在，但属受遗赠人之指定，且有关处分之标的为在一段时间存续之权利者除外。
第二千零七十四条
（负担）
就继承人之设立或受遗赠人之指定，均得设定负担。
第二千零七十五条
（不可能之负担、违反法律或公共秩序之负担或侵犯善良风俗之负担）
第二千零六十条之规定适用于不可能之负担、违反法律或公共秩序之负担或侵犯善良风俗之负担。
第二千零七十六条
（担保之提供）
如法院认为合理，且遗嘱人并无相反表示，则可规定负有负担之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有义务提供担保。
第二千零七十七条
（负担之履行）
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不履行负担时，任何利害关系人均可要求其履行。
第二千零七十八条
（遗嘱处分之解除）
一、如遗嘱人订明得因负担之不履行而解除遗嘱处分，或从遗嘱中可合理推论在不履行负担之情况下有关遗嘱处分将不获保留，则任何利害关系人亦得因负担未被履行而要求解除遗嘱处分。
二、处分解除后，因解除而受益之人应以相同条件履行负担，但从遗嘱或从处分之性质得出另一结论者除外。
三、解除权自迟延履行负担时起计五年后失效，且在任何情况下，自继承开始时起计十五年后失效。
第三节
遗赠
第二千零七十九条
（遗赠之接受及抛弃）
有关接受及抛弃遗产之规定中可适用于遗赠之部分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遗赠。
第二千零八十条
（遗赠之不可分割性）
一、受遗赠人不得接受遗赠之一部分而抛弃另一部分；但得接受一遗赠而抛弃另一遗赠，只要遗嘱人在被抛弃之遗赠上未设定负担。
二、继承人同时为受遗赠人时，得接受遗产而抛弃遗赠，或接受遗赠而抛弃遗产，但亦仅以被抛弃之遗产或遗赠上未附有负担为限。
第二千零八十一条
（以属负有遗赠负担之人所有或属第三人所有之物作为标的之遗赠）
一、以属负有遗赠负担之继受人所有或属第三人所有之物作为标的之遗赠属无效，但从遗嘱推论出遗嘱人明知遗赠物不属其本人者除外。
二、在上款所指之后一情况中，如继受人已接受惠及其本人之遗嘱处分，则有义务取得该物并将之移转予受遗赠人，或以其它方法使受遗赠人取得该物，又或在不可能取得该物时，向受遗赠人支付其价值；如遗赠物属于该继受人，其亦有义务将该物移转予受遗赠人。
三、如在订立遗嘱时不属遗嘱人所有之遗赠物嗣后基于任何原因而为遗嘱人所有，则有关该物之处分，具有如同在订立遗嘱时该物已属遗嘱人所有般之效力。
四、如遗赠之标的为由共同继承人中之一人所拥有之物，则其它共同继承人有义务按各人继承份额之比例，以金钱或遗产中之财产向该共同继承人支付各人就遗赠物之价值所应承担之部分，但遗嘱人有相反意思表示者除外。
第二千零八十二条
（以仅部分属遗嘱人所有之物作为标的之遗赠）
一、如遗嘱人遗赠一并不完全属其所有之物，则仅就属其所有之部分之遗赠属有效，但从遗嘱推论出遗嘱人明知该物不完全属其所有者除外，在此情况下，就其余部分之遗赠应遵照上条之规定处理。
二、上款之规定，不影响第一千五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特定物之死因处分之适用。
第二千零八十三条
（以种类物作为标的之遗赠）
以某不特定之种类物作为标的之遗赠属有效，即使在订立遗嘱之日于遗嘱人之财产中并无该种类物，且在遗嘱人死亡之日于其财产中亦无该种类物亦然，但遗嘱人作出下条所指之意思表示者除外。
第二千零八十四条
（以遗嘱人之财产内不存在之物作为标的之遗赠）
一、如遗嘱人遗赠特定物或某不特定之种类物，并表示其财产内存有该特定物或该种类物，但在其死亡时并非如此，则遗赠无效。
二、如在遗嘱人死亡时其遗产中存有该处分所指之特定物或种类物，但数量不够，则受遗赠人获得所存之物。
第二千零八十五条
（以存在于特定地点之物作为标的之遗赠）
以存在于特定地点之物作为标的之遗赠， 其效力仅及于该物在继承开始之日存于该处之数量，但该惯常存放于该处之物被暂时全部或部分搬离者除外。
第二千零八十六条
（以属受遗赠人本人所有之物作为标的之遗赠）
一、以在订立遗嘱之日属受遗赠人所有之物作为标的之遗赠，如该物在继承开始之日仍属于此人，则此遗赠无效。
二、然而，如在继承开始之日该物属于遗嘱人，则该遗赠有效；如此时该物属于负有遗赠负担之继受人或属于第三人，且从遗嘱推论出遗嘱人在作出死因处分时已预计此事之发生者，则该遗赠亦属有效。
三、第二千零八十一条第二款及第四款之规定，适用于上款规定之后一种情况。
第二千零八十七条
（以受遗赠人取得之物作为标的之遗赠）
一、遗嘱订立后，受遗赠人以有偿或无偿方式自遗嘱人处取得遗赠之标的物时，遗赠不产生效力。
二、遗嘱订立后，如受遗赠人以无偿方式自负有遗赠负担之继受人或自第三人处取得该物，则遗赠亦不产生效力；如以有偿方式取得，且从遗嘱推论出遗嘱人明知遗赠物不属其所有，则受遗赠人得要求收回其为取得该物所作之开支。
第二千零八十八条
（以用益权作为标的之遗赠）
如死因处分之标的为用益权，且无指明该用益权非属终身用益权，则视为属终身用益权之死因处分；如受益人为法人，则用益权为期三十年。
第二千零八十九条
（用以支付债务之遗赠）
一、遗嘱人如同欠下受遗赠人债务般将某物或某金额遗赠予此人时，即使事实上并未对该人欠下该物或该金额之债务，遗赠亦属有效，但受遗赠人无能力继承该物或该金额者除外。
二、然而，如遗嘱人于订立遗嘱时为债务人，但其后已履行债务，则遗赠不生效力。
第二千零九十条
（对债权人之遗赠）
遗嘱人对债权人作出遗赠，但未提及遗嘱人之债务时，不视该遗赠旨在履行有关债务。
第二千零九十一条
（以债权作为标的之遗赠）
一、以一项债权作为标的之遗赠，仅对遗嘱人死亡时仍存在之债权部分产生效力。
二、继承人须履行上述遗嘱处分，而将有关债权之凭证交予受遗赠人。
第二千零九十二条
（以全部债权作为标的之遗赠）
如遗嘱人遗赠全部债权，则在有疑问时，应视遗赠仅包括金钱债权，而银行存款及无记名或记名之证券不包括在内。
第二千零九十三条
（以房屋中之家庭用具作为标的之遗赠）
以某房屋中之家庭用具或房屋内存有之金钱作为标的之遗赠，在遗嘱人无任何表示之情况下，不视为包括债权，即使有关债权之文件存于该房屋内亦然。
第二千零九十四条
（先取遗赠）
向共同继承人中之一人作出而由整份遗产负担之遗赠，视为完整之遗赠，而不属计入该继承人继承份额内之遗赠。
第二千零九十五条
（履行遗赠之义务）
一、如无相反规定，遗赠由继承人负责履行。
二、然而，遗嘱人得规定仅由继承人中之一人或数人，又或仅由受遗赠人中之一人或数人履行遗赠。
三、负有该负担之继承人或受遗赠人须分别按其继承份额或遗赠之比例履行负担，但遗嘱人另定该负担之分配比例者除外。
第二千零九十六条
（以种类物作为标的之遗赠之履行）
一、如遗赠之标的为某不特定之种类物，则负履行遗赠义务之人对该物有选择权，但遗嘱人将选择权赋予受遗赠人本人或第三人者除外。
二、如遗嘱人无任何表示，选择之范围仅为存在于遗产中之物，但遗产中并无该种类物，且该遗赠按照第二千零八十三条之规定属有效者除外；受遗赠人在遗产范围内作出选择时，可选择最佳之物。
三、经作出必要配合之第三百九十四条及第五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在不抵触以上两款规定之情况下，适用于以种类物作为标的之遗赠。
第二千零九十七条
（选择性遗赠之履行）
选择之债之制度，经作出适当配合后，适用于选择性遗赠。
第二千零九十八条
（选择权之移转）
不论属以种类物作为标的之遗赠或选择性之遗赠，如选择权属于负有遗赠负担之继受人或属于受遗赠人，且该继受人或受遗赠人在未作出选择前死亡，则选择权移转予其继承人。
第二千零九十九条
（遗赠之范围）
一、遗嘱人就遗赠之范围无任何表示时，视遗赠包括遗赠物上之改善物、本质构成部分及非本质构成部分。
二、如遗赠之标的为农用房地产或都市房地产，或构成一经济单位之农用或都市房地产组合，且遗嘱人无任何表示，则遗赠包括在订立遗嘱之前或之后在有关房地产内完成之建筑物，以及已归入同一单位之后来取得之物，但不影响第二千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之适用。
第二千一百条
（遗赠之交付）
遗嘱人就遗赠之交付无任何表示时，交付应自遗嘱人死亡之日起一年内，于其死亡时遗赠物所在地进行，但因不可归责于负有该负担之人之事实而不可能于该期间履行者除外；然而，如属遗赠金钱或遗产中不存在之种类物，则交付应于上述期间在继承开始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