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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通化市人民政府


政发 【 2008 】 5号


通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通化市小型汽车号牌竞价发放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通化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驻通国省属企事业单位：
　　《通化市小型汽车号牌竞价发放暂行办法》已经2008年4月25日市政府第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二OO八年四月三十日　　　　

通化市小型汽车号牌竞价发放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合理有效地配置小型汽车号牌使用资源，使小型汽车号牌管理进一步规范化、公开化和社会化，根据《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字〔2004〕53号)精神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小型汽车号牌竞价发放。
第三条　市财政局是小型汽车号牌竞价发放工作的主管部门，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拍卖机构，委托银行收取号牌拍卖价款，对竞价所得和有偿选取号牌资金进行监管。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负责提供竞价的小型汽车号牌，按规定为买受人办理车辆登记。
市公安局对以提取的用于竞价发放的小型汽车号牌全部予以锁控。
市监察局对小型汽车号牌竞价发放工作实施监督。
第四条　小型汽车号牌竞价发放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市财政局确认的拍卖机构按规定的拍卖程序和拍卖方式依法进行拍卖。
第五条　小型汽车号牌竞价发放活动原则上每月1次。本市已经购买或者拟购买小型汽车(不含出租车)的单位和个人均可成为竞买人。行政事业单位不得用财政性资金参与小型汽车号牌竞拍。
第六条　通过拍卖取得号牌的买受人，必须在6个月内持《小型汽车号牌竞价结果确认书》、号牌竞价交款收据及办理车辆登记的相关手续，按规定办理车辆登记。
第七条　通过竞拍取得的号牌不得非法变更所有人。
第八条　单位和个人不需要通过竞价方式取得小型汽车号牌的，可以在市交警支队公布的非拍卖号牌中随机选取小型汽车号牌。
第九条　单位和个人在非拍卖号牌中特选自己所需号牌的，市交警支队应按照市财政局核定的小型汽车号牌有偿使用标准办理；在选取号牌规定期限内，同一号牌被两人以上选用的，以小型汽车号牌有偿使用标准为竞标底价，按拍卖程序发放。
第十条　在已发放使用的号牌中，属于竞拍号牌范围内的号牌，在办理车辆转移业务时，由市交警支队将号牌收回，统一参加竞拍。
第十一条　小型汽车号牌竞拍所得资金必须全额上缴市财政，原则上用于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维护。
第十二条　对在小型汽车号牌竞价发放过程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单位或个人，由市监察机关追究相应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今后，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较早地提出“汉语法学”一词的是何勤华，当然，他赋予“汉语法学”的涵义或许与法理学界所探讨的“汉语法学”一词有所不同;接着便是许章润，他不但通过言语推进“汉语法学”的论述和圆润工作，而且通过行动推进汉语法学的研讨和增量。我将就汉语法学这一命题在修辞和逻辑之上进行探讨。

汉语法学的修辞

提到汉语法学，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汉语法学是一个模糊的词汇。汉语法学这一词汇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还是一个能够给学人们以充分想象的词汇。二十年前，我曾看到过李晓明的《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一书，获知人类的新知或许就存在于对模糊性的深切面对和认真态度上。如何面对并解释模糊的对象、模糊的问题，是新知产生的必由之路。不能认真面对模糊问题，就无以实现知识的创新和增量。这对汉语法学这样一个问题的认知和克服而言，完全可以适用。

第二个问题，汉语法学的模糊性与诗性思维。对于模糊性问题，人们理解的基本方式是所谓诗性思维。关于诗性思维，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中有一个基本界定，那便是人类的儿童时期主观认知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基本方式。不过如今我们人类已经摆脱了其儿童时代，但诗性思维不但没有终止，模糊性依然存在。而且我们在知识发现和创造过程中，正在不断地关注运用诗性思维来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大家或许都有如下深切的感受，我们这个时代既是一个越来越透明和清晰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越来越模糊和混沌的时代。这种时代特征，或许正是诗性思维能够在知识发现和创新中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因为在模糊和混沌面前，即使一位智者，也会返回到儿童心智时代。

但是，诗性思维是与我们笔下的战栗和激情相关联的，想想西人牛顿、马克思、尼采、叔本华等人笔下的那种近乎疯癫的激情表达。那么，汉语法学界有没有这种战栗和激情呢?或许我们在梁治平、江山、朱苏力、许章润、高鸿钧、舒国滢、魏敦友等法学家的笔下能领略到这一点，但放诸整个大陆法学界，这样诗性的法学文字还明显不够。

第三个问题:诗性思维与汉语法学的修辞。修辞是诗性思维的技术手段。各位知道，对于修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其一是技术修辞，其二是本体(制度)修辞。在技术修辞层面，汉语法学的诗性思维特征必须借助具体的修辞格来表达，特别是摹状修辞、双关修辞和设问修辞，对汉语法学的论证而言尤为重要。而在本体修辞层面，则完全可以说无论汉语法学也罢，非汉语法学也罢，归根结底是我们人类思想对客观对象——人类之法律生活的诗性想象和诗性认知，是人类作为精神动物的存在方式，是每个人作为精神主体的构成机制。

正是如上三个问题，构成我对汉语法学命题的诗性解读和修辞评析。

汉语法学的逻辑

但是，要让汉语法学真正成长为足以被人认可的法学学术类型或流派，就不能停留在命题的模糊性、诗性和修辞水准上，这又给汉语法学的拓展提出了如下三个期待:

第一个期待:汉语法学要超越诗性思维和修辞。基尔凯戈尔曾讲:生命是超越逻辑的。尽管在人生的终极意义上讲，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首肯的命题。但把这个命题置诸人类的规范生活领域，显然存在问题。我们能否修正一下这个命题?人生是超越于逻辑的，但又随时身处于逻辑中。汉语法学在对象上必须关注汉语世界的人民身置其中的规范生活。这种规范生活既面对诗性思维的修辞本体问题;也面对逻辑思维的理性本体问题。

第二个期待:寻求汉语法学的逻辑范畴。汉语法学作为一个命题，它的意向所指究竟是什么?在何种意义上，汉语法学的命题是成立的?汉语法学究竟是一种想象还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上述种种问题，都需要在逻辑上明晰汉语法学的命题、完善汉语法学的判断、圆润汉语法学的推论。但究竟如何明晰命题、完善判断并圆润推论，这是个需要汉语法学界的同仁们在知识发现、知识创新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具体去阐发的问题。

第三个期待:汉语法学的事实期待。汉语法学命题能否成为学术事实，并且能否成为在世界法学体系中贡献卓著的一脉，不在于我们给它贴更多的标签，而在于汉语世界的法学家奉献出足以让世人侧目、欣赏并有逻辑说服力的法学成果。即便这些成果受到域外法学的深刻影响，但也应该在汉语世界法学家的思维加工下，获得中国乃至汉语世界的意蕴。更可期待的是，汉语世界的法学家，大都生活在汉语世界独特的生活大道和交往体系下。因之，在他们的知识发现和创造工作中，如何发现立基于中国国民日常规范生活的法学知识，把汉语世界的规范生活逻辑升华为汉语表达的理论逻辑，或许是汉语法学终能蔚为大观的关键所在。

如上三个期待，或许是把汉语法学命题纳入逻辑分析的必要举措。

汉语法学命题的发明，有着独特的内、外语境，也是一个在当下充满着诗性和修辞特征的命题。汉语法学的成长需要修辞、需要每个研究主体的个性体验和私人风格，需要让人一看文章，便知道这是郭氏风格的法学成果，那是马氏风格的法学论著。但是，法学毕竟不同于文学，它是公共理性的逻辑表达，因此，尽管汉语法学需要修辞和诗性想象，但不能过分依赖于修辞和诗性想象。在我看来，如何把汉语法学这个命题纳入严谨的逻辑中，或许是汉语法学成长的关键所系。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