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十二省、自治区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会议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十二省、自治区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会议纪要
1991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
为了贯彻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依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分子，有力配合禁毒斗争的开展，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4月25日至29日在广东省珠海市召开了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近年来审理毒品犯罪案件比较多的云南、广东、甘肃等十二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或者副院长、刑庭庭长、部分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庭、室的负责同志。
最高人民法院林准副院长主持会议，并在会议结束时作了总结讲话。
会议认真学习了《决定》，总结交流了近年来各地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情况和经验，分析了当前毒品犯罪活动的严重情况和危害，讨论了人民法院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如何具体执行《决定》的若干问题和一批案例。同时，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工作提出了要求。与会同志认为召开这次会议是及时的、必要的，收获很大。纪要如下：
一
会议认为，近些年来，国内外毒品犯罪分子利用我国对外开放，乘机大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和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使我国一度禁绝的毒品犯罪重新抬头，并呈不断增加和蔓延之势，在一些地方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毒品犯罪案件逐年上升，毒品数量越来越大；毒品种类由鸦片等粗制毒品发展为海洛因等精制毒品；国际贩毒活动的渗透日益加剧；毒品犯罪活动由少数边疆省、区向内地蔓延；毒品犯罪活动团伙增多，犯罪手段多样化。
日益严重的毒品犯罪活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一大公害。它导致吸食毒品的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青少年吸毒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其后果不仅造成吸食者的心理、人格、精神的扭曲、变态，还导致爱滋病等疾病的传播，影响人体健康，败坏社会风气，并且诱发其他一些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
坚决打击毒品犯罪活动，是党和国家的一贯立场，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据统计，从1983年至199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理毒品犯罪案件18457件，判处毒品罪犯25394名，其中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包括死缓）的毒品罪犯1284名。一些地区的人民法院，还注意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积极开展打击毒品犯罪活动的专项斗争，召开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公开宣判大会，大张旗鼓地对毒品犯罪分子进行宣判，狠狠地打击了毒品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为了更加严厉地打击毒品犯罪活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于去年12月28日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这个《决定》反映了党和政府坚决禁毒的决心，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为进一步与毒品犯罪作斗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法律武器。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决定》，深刻领会《决定》的立法精神和具体条款的涵义，充分认识毒品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和与毒品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性、必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投入到禁毒斗争中去，把审判毒品犯罪案件的工作做得更好、更及时、更有力。可以预料，随着贯彻《决定》和禁毒斗争的深入开展，人民法院受理的毒品犯罪案件也将大幅度增加，使本来已经很重的审判任务更加繁重。因此，各级人民法院必须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要把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分子的工作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重点来抓。特别是在那些毒品犯罪案件较多的地方的人民法院，更要下大力气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各级人民法院都要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力量不足的，要及时调整充实。调整充实有困难的，要向当地党委反映，以求得支持和解决。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毒品案件的业务指导，认真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确保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地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积极参与开展禁毒专项斗争和专项治理，对起诉到法院的毒品犯罪案件，应选择一些典型案例，不失时机地就地公开宣判，以案说法，宣传《决定》，教育广大群众自觉同毒品犯罪做斗争，形成一个震慑毒品犯罪分子的强大声势。
会议指出，1990年5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严打”斗争，把作为“六害”之一的毒品犯罪列为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的重点对象。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又对毒品犯罪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刑罚。因此，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毒品犯罪案件，既要贯彻从严惩处的方针，又要体现依法从重从快的精神。对于那些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数量巨大的犯罪分子，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武装掩护毒品犯罪活动、暴力抗拒检查、拘捕和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以及惯犯、累犯、教唆犯等情节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在查清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应当坚决依法及时审理，从重惩处。其中罪大恶极、应该判处死刑的，坚决判处死刑，决不能心慈手软。要认识到：不坚决采取严厉的措施就不能有力地震慑毒品犯罪分子，就不能迅速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活动蔓延的势头。
在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分子的同时，也要注意执行有关政策，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对于具有投案自首、检举立功、未成年人犯罪等从轻、减轻情节的，要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二
会议在认真学习《决定》的基础上，结合审判实践，对具体贯彻执行《决定》，审理毒品犯罪案件中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对下述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1、关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审级管辖问题
凡属于《决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毒品犯罪案件，原则上都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一审。中级法院受理这类案件后，根据案情决定判处相应的刑罚。
2、关于《决定》规定的新罪名问题
《决定》规定了9个新罪名。依次分别为：非法持有毒品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毒品罪；窝藏毒品犯罪所得财物罪；走私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物品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罪；非法提供毒品罪。
根据《决定》第九条规定，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并出售毒品的，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不再单列罪名。
3、关于毒品犯罪案件的“起刑点”问题
《决定》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的最低数量标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起刑点”），没有作出规定。这是体现了对毒品犯罪坚决从严惩处的精神，应该很好地领会贯彻。
《决定》不规定“起刑点”，应当理解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不论其数量多少，应依法予以惩处。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不管情节，一律定罪判刑。刑法第10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刑法第32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刑法总则的这些规定，对审理毒品案件，同样是适用的。毒品犯罪案件情况很复杂，其中对于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的，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依照刑法总则的上述规定予以判处。
4、关于判处死刑案件的数量标准问题
人大《决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个规定是人民法院对严重毒品犯罪分子决定量刑的法律依据。
由于这个规定量刑幅度较大，既包括十五年有期徒刑，又包括无期徒刑和死刑，因此，人民法院对达到《决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毒品数量标准的严重毒品犯罪分子，在量刑的时候，应当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根据犯罪的事实、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决定应当判处的刑罚。特别是对于是否判处死刑的案件，既要根据毒品数量的多少，又要考虑犯罪的情节。其中，有的毒品犯罪分子虽然刚好达到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海洛因五十克，但属累犯、惯犯或者其他情节特别恶劣的，也可以判处死刑；有的虽然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在一千克以上，海洛因在五十克以上，但属偶犯、从犯、或者有其他从轻、减轻情节的，也可以不判处死刑。
毒品犯罪案件情况复杂，各地的情况不同，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不可能绝对一致。各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决定》的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与毒品犯罪作斗争的形势的需要，提出一个供本地区内部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5、关于鸦片、海洛因以外的其他毒品的数量标准和量刑幅度的问题
《决定》第一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务院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决定》对鸦片、海洛因的处罚数量标准及量刑幅度作了规定。但对于大麻、可卡因及其他国务院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罚的数量标准和量刑幅度都未作明确规定。许多同志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通过司法解释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些属于专门知识，比如大麻、可卡因等，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才能确定其处罚的数量标准。同时还必须通过一段实践，分析一批案例，积累一些经验后，才能定出一个比较恰当合理的量刑幅度。
在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做出司法解释前，各地人民法院可通过收集、分析案例和进行调查研究后，提出个意见，先在本地区试行，以积累经验，为司法解释提供材料，创造条件。
6、关于对共同犯罪的处罚问题
对于共同进行毒品犯罪的首要分子和主犯，必须从严惩处。凡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要按照该集团进行的毒品犯罪活动及全部毒品数量予以处罚。对于一般共同进行毒品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按照个人进行毒品犯罪活动的出资额、毒品数量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分别处罚。其中，对于主犯，按照其参与进行的共同毒品犯罪活动和毒品数量处罚。对于从犯，按照上述原则，根据刑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7、关于适用附加刑的问题
促使毒品犯罪分子敢于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从事毒品犯罪活动，其动力就在于牟取非法暴利。因此，依法给毒品犯罪分子以经济上的惩罚，也是我们遏制毒品犯罪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我国刑法规定，对毒品犯罪可以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这次《决定》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规定了并处没收财产或并处罚金，将原来选择性的并处财产刑，修改为在判处毒品罪犯主刑时，必须同时判处相应的财产刑。过去，对毒品犯罪判处财产刑的较少。据统计，1988年全国法院判处的贩毒罪犯并处财产刑的只占6．5％，1989年占10．5％，1990年仅占4．
2％。为了不使毒品犯罪分子在经济上捞到好处，今后对《决定》规定应当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刑的，要严格执行《决定》的规定。
8、关于贩卖假毒品的定性和处罚问题
贩卖假毒品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故意以假充真或明知是假毒品而贩卖获利；另一种是行为人完全不知是假毒品，以为是真的毒品进行贩卖而获利。对于第一种情况，行为人故意以假货冒充毒品贩卖，纯属欺骗，应定为诈骗罪。对于第二种情况，行为人虽然卖出的是假毒品，但他主观上具有贩卖毒品的故意，故应定为贩卖毒品罪（未遂），但在处罚时应根据其犯罪的具体情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对于掺假毒品的犯罪案件，如行为人是将精制毒品稀释后贩卖，或是土法加工毒品，因提炼不纯而含有较多杂质的，不论其中有多少其他成份，只要含有毒品，就可以以贩卖毒品定罪。
9、关于毒品鉴定的问题
近年来，假毒品、掺假毒品的毒品犯罪案件越来越多，特别在西北地区比较突出。在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的案件中也出现这种问题。因此，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查获的毒品进行鉴定，确定毒品的种类和含量，是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目前条件下，对于拟判死刑的案件，应该对所查获的毒品进行定性定量鉴定。对于作其他处罚的毒品犯罪案件，如果查获的毒品形状、颜色明显不同于原认定的毒品种类的一般特征，或者有争议的，也应当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以后要逐步做到，使毒品的鉴定结论如同其他刑事案件中的刑事技术鉴定一样，成为确定犯罪事实的一项必不可少的证据内容。有关毒品鉴定的一些具体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共同研究，作出规定。
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对法官素质的内在要求
朱 江
民事审判方式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院的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的配置方式以及诉讼程序的运作方式。法院的审判权是通过法官的具体审判行为实现的。法官不仅是一定审判方式中的具体程序的管理者和案件的裁判者，而且他们的审判行为还直接制约着审判方式所追求的诉讼价值目标的实现。因而一定的审判方式要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功能，关键在于法官是否具备该审判方式所要求的内在素质和能力。本文拟从我国现行审判方式的特征作为切入点，试图揭示出新的审判方式对提高法官素质的内在要求，为进一步研究我国法官制度的改革提供一个理论的视角。
一、我国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及其特点
我国旧的民事审判方式是指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所建立的审判方式；新的审判方式则是由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对该法作出的司法解释和1998年6月最高法院在总结近十年来改革经验基础上作出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改规定)所确立的审判方式。与旧的审判方式相比，新的审判方式有如下特点：
(一)从具有浓厚的职权探知主义色彩的审判方式走向职权进行主义审判方式
学理上，根据法院职权与当事人诉权的配置方式及诉讼程序的运用方式，将民事审判方式分为当事人主义、职权进行主义和职权探知主义三种类型。当事人主义是指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和证据的收集及证明责任由当事人负责，法院不得干预；在庭审方式中，法官不主动介入当事人的辩论，在连续集中的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有对等的机会进行充分的陈述，对证人采取交叉询问的方式进行质证；庭审程序具有较强的对抗性色彩。当事人主义的典型代表是英美法系国家及法国的民事诉讼制度。职权进行主义是德国、日本等国的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诉讼原则。它与当事人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在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关系上，强调当事人的诉权决定法院审判权限；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对实体权利的处分权和程序的辩论权。只是在诉讼程序运作上与当事人主义不同，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赋予法院对诉讼要件具有调查权，如对当事人是否适格，法院是否有管辖权等非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具有调查权；在庭审程序中，法官可以依职权对当事人争点不清的可以向其发问，引导其举证和质证，即行使释明权；法官在保持中立的基础上，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可以介入当事人的辩论。职权探知主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具体表现为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均由法院为之；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其中最突出的是法院拥有调查取证权及在庭审中为了查明事实而赋予法官对当事人的纠问权。
我国旧的审判方式具有浓厚的职权探知主义色彩，具体表现在：1?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实体上的处分权作出了许多不当的限制，而法院可以超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作出裁判，可以主动通知追加原告没有列举的当事人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二审法院的审判权不受上诉范围的限制；法院对当事人的撤诉、和解、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承诺都实行准许制度，经批准方为有效。2?赋予法院实际全面地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力，剥夺了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加以证明的权利，同时也弱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3?当事人对事实的辩论权被严格地限制。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采用询问当事人、证人、宣读勘验笔录作为庭审调查的主要方式；没有规定证据必须经过质证程序。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法官的权力不受当事人诉权的限制，法官以纠问代替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和辩论。法官可以在庭外认证。
与旧的审判方式相比，新的审判方式吸收了德国尤其是日本式的职权进行主义审判方式中的合理因素，使我国新的民事审判方式接近职权进行主义的审判方式，其主要内容是：
1?增加和扩大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强调当事人有权决定争议焦点；法院只就当事人的焦点进行审理；(2)改变二审法院对案件全面审查的作法，强调二审法院的审查权应受上诉请求范围的限制。(3)取消对当事人撤诉、增加或更诉讼请求的准许制度，只要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提出请求，法院均不作限制；(4)强调调解自愿原则；对调解不成的，法院应及时作出判决；
2?增加当事人的举证及证明责任；弱化法院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力。新的审判方式要求，“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及主张的事实负举证及证明责任；只有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己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申请和证据线索，或者当双方当事人提出影响查明案件的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互相矛盾；经过庭审质证仍不能认定其效力等情况，法院才依职权收集证据，但经法院调查仍收集不到证据的，当事人仍负举证不能的风险责任。
3?增加当事人的辩论权，建立以当事人对抗性为主，法院依职权主持、指挥为辅的庭审方式。为此，在程序安排上，突出了双方当事人均等对抗机会；当事人对任何诉讼材料(包括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均有权进行质证；质证、认证在当庭进行；法官依职权对庭审活动进行指挥和指导；在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和辩论权的基础上可根据庭审情况行使释明权。
由于新的审判方式仍保留法院一部分收集证据的权力以及对当事人的诉权仍有缺漏如对法官的询问权、异议权缺乏应有的规则，故仍未达到德日的职权进行主义审判方式的程度。这是一种准职权进行主义审判方式。
(二)强化审判员和合议庭的权力和职责
旧的审判方式中，审判员、合议庭往往只审不判，无论是对证据的认定，还是适用法律作出裁判，都层层汇报；由庭长、主管院长或审委会决定裁判的结果；造成审与判的分离，合议庭的权力与职责不明；新的审判方式强化审判员、合议庭的裁判权，同时又强调其职责，即使向主管院长汇报或经院长提交审委会决定的案件，合议庭仍对认定事实负责。
(三)由追求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到追求案件的法律事实
旧的审判方式把追求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当作其唯一的价值目标。因此，不管当事人能否对其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甚至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只要法院认为有必要，均要查清。至于法官如何获取证据，采用何种方式查清事实，并无严格的要求；新的审判方式追求的是案件的法律事实，即主要由当事人举证并加以证明、经过审判程序过滤的事实。它比旧的审判方式追求的客观事实真相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它是一种程序化、法律化了的事实。
(四)由追求结果公正的单一的价值目标转向追求程序公正、结果公正与效率相统一的价值目标
由追求客观真实的初始价值目标所决定，旧的审判方式把追求结果公正即实体公正作为诉讼唯一价值目标。为了达到对案件客观事实的绝对认知，可以牺牲效率；为了追求结果公正，可以牺牲程序公正。而新的审判方式，将程序公正视为实体公正的基础，为此要求审判的公开性和程序合法。强调质证和法官当庭认证等，禁止庭外认证和对案件审理的暗箱操作。同时，要求法院在当事人举证不能或经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材料仍无法证明案件事实的真伪时，应及时作出裁判。这就将诉讼效率作为审判追求的诉讼目标。概言之，新的审判方式把程序公正、结果公正和效率作为其追求和价值目标，并且强调三种价值目标的内在统一性。
(五)法官角色的转换：从既是裁判官又是侦查员双重角色转为中立的裁判官
在旧的审判方式中，法官被赋予了双重的角色，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由于法官同时担任二重角色，因此在诉讼中难以做到中立。在新的审判方式中，法院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力被弱化了，只有在当事人申请或在特殊情况下才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且法院收集不到证据时，当事人仍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庭审程序中，法官只能在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和辩论权的基础上行使诉讼指挥权；即使在行使释明权时也受当事人诉权的制约。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担当的是中立的裁判官的角色。
二、新的审判方式对法官素质的内在要求
通过以上的分析，审判方式是与诉讼价值目标相关联的，审判方式表征着诉讼价值的要求。作为程序的管理者和诉讼的裁判官的法官，既要从事实(实然)的角度适应审判方式的内在要求，以掌握、驾驶和运作新的审判方式，又要在新的审判方式中实现诉讼价值。这就从应然的角度对法官提出了内在的要求。在以下分析中，我们把实然与应然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新的审判方式对法官素质的内在要求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关于公正品格的要求
公正品格是法官这一社会角色应有的基本伦理价值要求，同时也是其追求的最高伦理价值目标。对于法官来说，公正品格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公正的角色意识，二是公正的审判行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审判方式中，法官的公正品格都是必须的。可以说，法官的权威很大程度上不仅是来源于国家权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来源于法官公正地执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旧的职权探知主义审判方式比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对法官的公正品格的要求更高，其理由是在职权探知主义方式下，法官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实体公正。法官在诉讼中处于中心地位，案件事实能否查清，实现实体公正取决于法官能否公正地进行职权调查活动并公正地适用法律。只有法官具有公正无私的品格并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威望时，这种审判方式才能实现实体公正的价值目标1。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在应然的层次上立论的，缺乏实然层次对它的支持。从应然的层次上看，法官的公正品格是社会对他的伦理价值要求，而在实然的层次上看，则是指一种具体的审判方式为实现法官的公正品格而设计出的一套具体可行的程序和准则。由此分析我们发现，尽管职权探知主义审判方式也要求法官具有高级的公正品格，但这种品格的实现却受到这种审判方式的限制。这是因为，首先在职权探知主义审判方式中，法官集调查取证和裁判两种权力于一身，在实践中极易导致角色错位。法官行使调查权时，由认知心理的规律决定，必然会产生一些先入为主的预断，而预断一旦形成，就会带入庭审活动，必然会损伤公正裁判职能的运作，使裁判结果带上事实调查者角色的印记。其次，法官为了调查事实真相，追求结果公正，可以不顾程序对角色权能的制约，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收集证据，因而行为的公正性也会减弱。
从公正品格的实现上看，由于旧的审判方式没有对法官在诉讼中地位及作用正确定位，更没有设计出严格、完整和程序制作为实现结果公正的手段和方法，因而公正品格的价值追求末能转化为一种现实的主体力量去加以实现。新的审判方式对法官的公正品格提出了如下新的要求：
第一，法官要有一种公正的角色意识。新的审判方式把法官定位为纠纷的裁判者，在诉讼中处于中立者的地位，案件事实的查清主要通过当事人的辩论，即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来实现。对此，法官必须始终保持中立者的身份，公平地尽量给双方当事人提供均等的辩论机会，保证他们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当一方当事人依法申请法院进行职权调查或法院认为有必要依职权调查时，也应始终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者地位，公正地进行调查，特别是公正地让双方当事人质证，认真听取他们的辩论意见，作出公正的判断。
第二，法官应严格遵循程序正义的要求，正当地行使审判权。法官的公正品格除了实体公正的最终价值追求外，在现实的意义上更应体现在程序公正的遵守上。因为程序公正既反映了司法活动的规律和要求，又是法院权威赖以树立的关键。长期以来，在诉讼活动员中，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不少法官对程序公正的要求，以及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程序公正对审判活动意义均缺乏正确的认识。新的审判方面突出了程序公正的价值和作用，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具有将审判的正当性建立在程序公正基础之上的认识和行动，消除审判权行使过程中的任意性和滥用审判权的现象，树立法官依法审判的公正形象。
(二)对法律认知能力的要求
法官的法律认知过程是遵循法定的程序，在当事人陈述和辩论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法律知识，查明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的过程。从实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效率的要求出发，我们认为法官的法律认知应体现如下特点：
1?法律性。作为法官认知对象的案件事实并非是纯客观的事实本身，因为诉讼中再认的是时过境迁的冲突事实，要让这些事实重新呈现在法庭上，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合理的证明活动，由此才有可能达到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目的。首先，法官对事实的认知活动就是围绕证据而展开的，而证据的种类和形式、证据和收集、提供、审查和判断都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其次，法官对纠纷的最终裁判也是由法律调整的，法官必须严格地适用法律作出裁决。
2?程序性。由于法官的认知能力受到法律的调整，而要达到法律性的要求，必须严格按照程序法的规定进行认识活动。也就是说，举证责任的履行、质证、辩论的进行和审查、认证、作出裁判等一系列对案件的认识的手段和途径，违背程序，就有可能导致法官认识上的偏失和公正权威性的毁损。
3?诉权制约性。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诉权，由诉权产生认识上的权利，如陈述和辩论的权利。法官对案件的认识是在当事人的认识和判断的基础上形成和作出评判的。因此，法官的认识受当事人诉权的制约。
4?能动性。法官在法律、程序和诉权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消极的。法律的适用、程序的推进、诉权的行使都是在法官的能动主持和指挥下实现的，认识也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和发展。首先，法律是抽象的、原则性的规范，而案件则是具体、复杂的事实存在，如果法官不能能动地随着审判程序的进行而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并适用法律，也就不能达到个案的公正和效率。其次，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它本身存在漏洞，需要能动地理解和运用，这里法官对法律能动地理解和适用就成为法官认知能动性的重要体现。第三，法官既要遵守严格程序，但法官对程序的运用也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诉讼是具体的，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需要法官能动地运用和调整程序来合理地迅速地处理，使程序更有效地为诉讼的目的服务。第四，当事人的诉权受制于多种主客观条件和因素的影响，法官认知如果仅消极地适应诉权，或者消极无为，或者被当事人的陈述牵着走，造成认识的盲目性。可见，法官认知能力的主动性贯穿在法律性、程序性和诉权制约性之中，是法官认知能力系统的重要要素之一。
由于旧的审判方式过分强调法院在诉讼中的职权，法官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法官的认知过程缺乏与当事人认知能力相互反馈的机制，法官的认知能力在法律性、程序性及诉讼制约性和主动性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失，与其所追求实体公正的价值目标并非完全相融，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背离的。由此可能产生的是法官认知水平的低下和公正品格的毁损。那么新的审判方式对法院的认知能力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呢?
首先，从法律性上看，在新的审判方式中，由于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辩论质证，这就强化了法官认知能力中的法律性要求。举证、质证、认证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法官也就必须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并适用法律，对当事人的辩论意见必须予以准确、充分的法律根据或理论加以说明，才能使裁判在法律公正的角度上令当事人信服。
其次，从程序性上看，新的审判方式强化了公开审判和庭审的功能，对庭审程序的设计更完整、更具体、更复杂、更严格，这就对法官的认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程序性要求。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主要在庭审中进行，任何诉讼材料，都必须经过当事人在庭审中的质证、辩论程序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官要在庭审中完成他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必须具有较高的通过程序操作来达到认知的真理性的能力。
再次，从诉权和制约性上看，新的审判方式突出了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弱化了法院的职权，这就在一定的程序上理顺了当事人和法院的权力配置关系，从而也就要求法官对案件的认知过程必须始终以尊重当事人的诉权为原则，必须以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产生出的认识——陈述、辩论为依据，杜绝法官认识的武断专横。然而，新的审判方式是一种准对抗性的庭审方式，当事人又拥有较大的诉权，在诉讼中，法官处于中立的地位，当事人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常常会只提出以对己有利，对相对方不利的证据，不提出甚至有意压制对己不利的证据，甚至在某些场合下歪曲、曲解、捏造某些证据。这时，在法官面前出现两个以上甚至多个事实。法官要在这些真真假假的诉讼材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比旧的审判方式中的认识难度大多了。
最后，新的审判方式把法官认知能力的能动性主要落实到主持和指挥诉讼及释明权的运用以及对证据认定和适用法律作出裁判上，这就对我国法官提高认知能力水平提出了既是传统的又是崭新的课题。过去审判方式下，法官的主动性可谓极度膨胀，采用纠问及调查取证的方式来体现和实现认知的能动性；而新的审判方式把法官认知主动性的发挥正确定位在裁判者的位置上。这就要求法官在更高的层次上发挥其认识的主观能动性，以实现审判的高效率和实体公正。
(三)新的审判方式要求法官具有更高的诉讼指挥能力
所谓诉讼指挥权，是法院为了保证程序的进行而依照职权而操作的权能，是法院职权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在旧的审判方式中，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除了通过开庭审理外，还可以通过庭外调查，向领导汇报来实现。
在新的审判方式中，庭审程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其要求，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也必须在庭上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辩论、法院的认证都必须在庭上进行，为了保证程序顺利有效地进行，法官必须根据庭审的具体情况合理、正确地行使指挥权。这就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以下新的要求：
1?在庭审中应具有指挥当事人进行合理有效辩论的能力。这里说的辩论是广义的，既包括当事人之间对事实的辩论，也包括对纠纷的过错是非责任进行辩论。在庭审中，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把责任推给对方，或者陈述一些与案件无关的事实，或者虚构某些事实或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事人辩论的是事实问题，法官应具备根据证据的相关性、有效性、真实性等规则指挥当事人围绕争议的焦点进行质证和辩论的能力。如果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发言与本案无关或者重复未被法庭认定的事实，法官应当行使指挥权予以制止，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拖延诉讼。
2?其次，法官应具有恰当地行使阐明权的能力。阐明权是新的审判方式增加的一项审判权，是法官在主持庭审中发挥诉讼指挥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意指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的主张或争议焦点不明确时，法官为了明了诉讼关系，可以对当事人就有关事实及法律上的事项进行发问并促其证明。但在庭审程序中如何正确行使阐明权，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什么时候向当事人发问，如何问，问什么，需要法官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公正意识。阐明权用得好，可以及时明确当事人的争点，推进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实现诉讼的效率和公正；如果阐明权被滥用或不当行使，则会严重侵害当事人的诉权，导致审判天平的倾斜。
以上我们从实然与应然角度考察了新的审判方式对法官素质提出的三个要求，法官的素质除了这三个要素外，还需要具备独立的意识，节制、谨慎、坚韧的品质，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概言之，在新的审判方式中，法官素质构成是多方面的。其中，公正品格和高素质的法律认知水平是法官能适应新的审判方式，实现诉讼公正和审判高效率的关键。
新的审判方式对于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比旧的审判方式具有优越性。然而，有了一项好的制度不等于就能创造出一种好的结果，好的程序还须好的法官去运作才能达到其应有的功能。因此，提高法官素质，对于贯彻和推进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对于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保证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