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王安贵诉王景斋继承案的电话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王安贵诉王景斋继承案的电话答复
1987年12月16日，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你院请示的王安贵诉王景斋继承一案，经研究，现电话答复如下：
我们基本上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倾向性的意见，即观海一路10号的四间自住房，属李淑安、王景斋所共有。李淑安病故后，对自留的四间房屋，可按先析产后继承原则进行处理。在具体分割时，要考虑子女们对被继承人所尽义务的多少以及房屋的结构，长期使用状况等因素，妥善处理。
附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王安贵诉王景斋继承一案的请示报告 （86）鲁法民字第6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王安贵、王银霞、王风霞诉王景斋继承一案，自1975年以来，先后经第一、二审多次处理，至今没有了结，主要是对如何处理意见不一致。为慎重起见和正确执行政策，在判决前特向最高人民法院汇报请示，现将该案的主要案情及第一、二审和我院的初步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原告：王安贵，女，50岁，汉族，原籍辽宁省营口市，系青岛市黄海制药厂技师，住青岛市观海一路10号。
原告：王银霞，女，52岁，汉族，原籍辽宁省营口市，现在山东聊城农科所工作（委托王安贵代理）。
原告：王风霞，女，61岁，汉族，原籍辽宁省营口市，系青岛台西一路托儿所退休工人。
被告：王景斋，男，48岁，汉族，原籍辽宁省营口市，系青岛市邮电局干部，住青岛市观海一路10号。
委托代理人：刘柏林，青岛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原、被告系姐弟关系。其父王兴周于1949年病故，遗有青岛市台西三路128号房屋72间，观海一路10号房屋12间。王兴周有法定继承人6名，即，妻李淑安，前妻儿子王阳斋（在原籍，1980年病故），长女王风霞，1945年出嫁，次女王银霞，时年15岁，三女儿王安贵，时年13岁，儿子王景斋，时年10岁。王兴周故后，继承人对遗产未分割。李淑安与王银霞、王安贵、王景斋一起生活。1952年房地产登记时，王银霞（时年19岁）和王翠霞（即王安贵，时年17岁）向房产登记机关出具放弃继承的证明。“观海一路10号的房屋的产权归弟王景斋继承（现在否认）”，于是台东三路128号的72间房屋由李淑安继承登记，观海一路10号的12间房屋由王景斋继承登记。并分别于1953年4月14日和1953年6月30日在青岛日报公告，一个月后无异议发给房产证。
1958年对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台东三路及观海一路的两处房屋均符合改造起点。因此，房管机关以两个房主一个家庭只留一处自留房的原则，根据王景斋的申请（李淑安没有申请），经房管部门批准，按三口人（李淑安、王安贵、王景斋）给留观海一路10号住房2间、厨房一间，储藏室一间，共42．96平方米作为自留房，余者全部改造定息全家共同享用。
1959年其母李淑安患病，当时王银霞、王安贵均在外地工作，王景斋在济南上大学，为照顾其母，姐弟三人共同商量，让王安贵辞职回青，将户口迁回青岛，落于观海一路10号居住至今。1962年1月18日李淑安病故，1966年10月王景斋让王安贵申请将房交公，从此王安贵按月交纳全部租金。1968年5月因姐弟二人闹矛盾，经市南房办，派出所及街道办事处将房屋分开各自交房租，1974年6月王景斋从外地调回青岛工作后，即享受房租补贴，并交纳全部房租，直至1981年私房发还。
1975年2月王景斋以王安贵不纳房租，撵其搬家倒房为由起诉法院，市南区法院于1976年12月25日判决后，王安贵不服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7年5月14日判决，对一审判作了部分改判。第二审判决后王景斋提出申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复议认为：原第一、二审判决，事实不清，标的不明，适用法律不当，于1980年5月27日以（79）民监字第3号撤销原第一、二审判决，待此房落实政策后，自行协商解决。
1980年12月王安贵、王银霞、王风霞向市南区法院起诉要求依法继承其父母遗产。区法院受理后，经审理于1980年5月27日判决，以1952年房产登记时原告出具证明同意将观海一路10号的房屋归王景斋继承。1958年的自留房是给房主王景斋留的，此房不属遗产。将原告起诉驳回，原告不服上诉中院，中院于1983年1月22日以原判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发回重审，并附内函一份。市南区法院重新审理后认为：
1．1952年房产登记时，王安贵、王银霞对产权已放弃继承，后来知道产权转移也没有主张权力，应视为放弃，因此，登记是有效的。
2．1958年对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对房主改造，自留房是给产权人留的，因此，自留房的产权仍属原房主所有。
3．根据青岛市房产局（84）青房管字第4号复函精神，观海一路10号的自留房，是给房主李淑安和王景斋留的，产权各有一份。因此，应先析产后继承。
4．继承份额的确定必须根据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尽义务大小和居住情况而定。据此，市南区人民法院的处理意见是：
①观海一路10号原王景斋、李淑安的自留房四间，其中13．65平方米一间及7．05平方米厨房一间（留出去厕所的公用走路）归王景斋所有；17．97平方米一间及4．29平方米储藏室一间属李淑安之遗产。
②李淑安遗留的二间房屋，储藏室一间由王景斋继承；17．97平方米房屋一间由王安贵、王银霞、王风霞三人继承（王安贵40％、王银霞30％、王风霞30％）。
③厕所、走廊、阳台公用。
市南区人民法院考虑到此案几经反复没有处结，为了慎重起见，除向中级法院汇报外，并向省高院写了请示报告，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听取汇报之后，进行了多次研究，大多数同志认为，双方所争执的房屋，应全部作为遗产处理。其理由是：①房屋更名时，违反了婚姻法关于男女都有平等继承的原则；②放弃房屋继承的证明不实；③其母李淑安无权处理二个女儿的财产。但个别同志则认为：鉴于历史情况，觉得市南区法院的处理意见是可行的。
省高院阅卷后，进行了多次研究，鉴于此案的历史复杂情况，我们的处理意见是：①1958年私房改造留房是给三人（李淑安、王安贵、王景斋）留的，应归三人共有，其母那一份作遗产处理。在处理份额上，因王安贵对其母尽的义务最大，理应多得一点；②双方所争执的房屋全部作为遗产处理。
以上两种意见，我们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当否，请指示。
1986年7月29日
附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王安贵诉王景斋继承一案的补充请示报告 （86）鲁法民字第61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王安贵、王银霞、王凤霞诉王景斋继承一案，我院于1986年8月份派人向最高人民法院作了汇报（有书面报告）。在听取汇报时，提出几个问题让我们再予补充。现将补查的情况和我院审判委员会研究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最高法院提出几个问题的查对情况：
1．关于1952年办理房产继承登记时，王兴周前妻之子王阳斋是否知道此事，他对此事的态度如何？经查，王阳斋（1980年病故）的三个儿子一致表示：他们虽然不知道1952年办理继承一事，但表示不参与诉争，愿意放弃继承。
2．李淑安前夫之女王凤霞是否知道1952年办理继承一事，她对此事的态度是什么？经查，王凤霞说，因她早年结婚，婚后常年住在婆家，很少回娘家，所以，不知道此事。但主张继承其父母的遗产。
3．关于对王安贵、王银霞1952年有无图章一事，经询问王安贵、王银霞均称：自从上大学时，为了提取家里捎给的物资才刻的图章，使用至今。另无其他图章（无旁证）。
二、省院审判委员会对此案的处理意见
自高院汇报回来后，根据高院的指示精神在庭内进行了讨论，为了慎重起见，又向院审判委员会作了汇报。审委会的处理意见是：
1．有的同志认为：1952年办理继承登记时，由李淑安作主，将观海一路10号房屋12间归王景斋一人继承，剥夺了王兴周前妻之子王阳斋、李淑安前夫之女王凤霞的继承权的作法是违背法律的。因此，不应予以承认，应将现在所争执的四间房屋全部作为其父母的遗产处理。
2．绝大多数同志认为：（1）1952年办理继承登记时，王银霞，时年19岁，正在大学读书。王安贵，时年17岁，正在青岛中学读书。而且此事已于1953年4月14日和1953年6月30日两次在青岛日报上公告，一个月后才办理的手续。即使当时是由其母作主办理的，但28年来从无一人提出任何异议；到1980年姐弟闹矛盾时，才提出否定自己的声明，是毫无根据的，因此，应视为有效。（2）根据青岛市房管局（84）青房管字第4号复函精神，观海一路10号的自留房是给房主李淑安、王景斋留的，房产各有一份。这个意见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1982年4月5日（82）民他字第7号“关于私房改造时留给房主自住房产权归谁所有问题的批复”精神的。鉴于历史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情况不易查清。尽管当时李淑安办理此事时，没有把其夫王兴周前妻之子王阳斋和她前夫之女王凤霞考虑在内，即将台东三路128号房屋72间落在她自己的名下，又将观海一路10号房屋12间落在王景斋的名下。虽有不妥，但已成历史事实。我们的倾向性意见是：同意第一审法院的处理意见。即：将观海一路10号的四间自住房，归王景斋和李淑安所有。按先析产后继承原则处理。在继承的份额上可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义务多的三女儿王安贵。
以上处理意见当否，请批示。
1987年4月27日
论 会 计 的 精 神
什么是会计？有观点认为：“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凭证为依据，采用专门的技术方法，对一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综合、连续、系统的核算与监督，并定期向有关方面提供会计信息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注1]。”如果我们用“语文”的方法，提炼出句子的主干，则这一概念可以表述为：“会计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更简捷一点则：“会计是活动”。据此，我认为这一概念值得商榷，理由如下：
1、会计具有统一性。一笔经济业务应如何登记和做账，在全国都基本上是统一的，甚至有些可以超越国界而达到全球统一。而活动不具有这种属性，也许有人会说篮球、足球是活动，同样具有统一性，但我认为，这种“活动”，统一的是游戏规则，而并非活动本身，如果统一的是活动本身，就意味着所有参加的人应当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参加同一活动，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最起码的一点，这种“活动”，其规则就限定了参与的人数。
2、会计具有确定性。也就是说，一笔经济业务应如何登记、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其基本原则、程序和方法都是确定的。例如我国《企业会计报告条例》第17条就规定：“企业不得违反本条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随意改变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基础、编制依据、编制原则和方法。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企业违反本条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改变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基础、编制依据、编制原则和方法。”而活动明显不具有这种属性，仍以足球为例，比赛开始后，只要不违反游戏规则，任何一方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随意变更自己进攻或防守的程序和方法，任何人无权干涉。
3、会计具有强制性。即任何企业都必须对所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那怕未设置会计人员的单位和企业，也要委托专门的会计师事务所或专门的会计人员对其业务进行账务处理。例如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条就规定：“本准则适用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应当按照本准则向国内有关部门编报财务报告。”而不进行账务处理是无法编制财务报告的。活动明显不具有这种属性，因为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任何一项法律法规曾规定有哪项活动是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参与的。
4、我们知道，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以及其他国家机关利用法律、法规处理案件的活动，我们通常称为“执法”，但如果我们把这种执法活动与法律、法规本身混为一谈，那简直是非常可笑的。这一概念的错误之处在于——把利用会计技术、会计方法等进行经济管理的活动与会计本身混为一谈。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会计不是活动，也不可能是活动。那到底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一种制度，或者说是一种制度体系，是一系列制度的集合体。据此，我们可以把会计的概念表述为：“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凭证为依据，采用专门的技术方法，对一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综合、连续、系统的核算与监督，并定期向有关方面提供会计信息的一系列制度、方法的总称。”
我认为会计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狭义的会计，也可以称为纯粹的会计，就是指会计的核算、反映、监督这三项基本职能。广义的会计除了这些以外，还包括：账簿该如何设置、该采用什么样的记账方法、如何对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如何制作会计报表以及应当设置哪些会计人员和会计人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等，具体来说，就是还应当包括《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会计师条例》、《现金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因为这些法律法规可以说已经融入并贯穿到所有的会计教科书当中，如果我们脱离了这些法律法规来学习会计，是根本不可能学好的，或者说即使学了也是没用的，至少在我国境内是这样。
既然会计是一种制度，那么这种制度的价值何在？制定这种制度的目的和宗旨何在？即通常所说的，为什么要制定这种制度？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所谓的会计的精神。换言之，就是国家为什么要制定这些与会计有关的法律法规。我国《会计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和加强会计工作，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发挥会计工作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制定本法。”真的仅仅是这么简单吗？
其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且共产党也不反对这一理论。我国《宪法》第1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两方面的结合[注2]。所谓专政是指对极少数严重的犯罪分子实行专政[注3]。而所谓的人民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其中社会主义劳动者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依靠力量[注4]。可见，几乎所有中国公民都可以说自己是人民，哪怕是犯罪分子，在他犯罪之前和刑满释放后，也同样可以说自己是人民。于是我们可以说这种专政是事后的专政。而从法的原理上来说，犯罪分子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并不等于没有法的强制力），如果他受法律约束，他就不会犯罪，这就是所谓的“违法的人，其行为是不受法约束的”。可见法最终是约束了人民的行为，因为一旦人民的行为不受法的约束而超越了法的界限，就由人民变成了敌人。会计法等与会计有关的法律、法规是“法”，当然也不会例外，当然也就是国家用来约束公司、企业以及会计人员的工具。这就是会计法律、法规的本质。
但为什么要进行这种约束呢？不可能是凭白无故的，肯定是有原因的，但具体是什么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得从会计和税收的发展史说起——
其实，在人类社会生产的过程中，一开始，特别是在文字产生以前，由于生产的规模很小，人们是不对生产进行记录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开始在绳子上打个“结”来记录生产中的一些事，这就是“结绳记事”，由于这种记录方法的相似性和不确定性，导致这种记录容易混淆和忘记，慢慢的人们用一些简单的符号来代替之，符号的进一步发展就产生了“文字”，但这时的记录基本上还停留在一对些重大事项的记录上，这种记录的进一步细化，扩张到了投入和产出的数量的记录，于是产生了“数字”和“计数法”，数量记录的发展，演变成了数量的“计算”，简单的“加减运算法则”应运而生。从生产的属性上来看，由于边角废料的存在，产品的绝对数量总体来说是呈减少的趋势，这就是损耗，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产生了“成本”的概念和观念，“计算”也就相应地变成了“核算”。但这时这些记录等工作，基本上是由生产人员作为一种附带性的工作来进行的。随着生产的进一步扩大，这些工作从生产中独立出来，于是产生了“会计”和“会计人员”。但这时的会计基本上是由业主自己进行的，随着雇佣劳动的出现，会计便增加了“监督”职能，当业主把会计交给其他人去做的时候，会计人员便承担起了向业主反映情况的工作，于会计便产生了“反映”职能，现代意义上会计报表制度，实际上就是反映职能的发展。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会计的记录、核算、反映、监督等基本职能（有的书上也将记录职能归入核算职能）的产生过程。但直到这里为止，会计仍然是狭义的会计，是纯粹的会计，仍然是生产经营者自主的会计，国家基本上是不参与的，也没有参与的必要。
而国家又是怎样参与到会计中的呢？这又得从税收的发展史说起。
税收最早是采用实物形式缴纳的，如英国的羊毛税，法国的兽皮税，瑞士的麻布税，北美的牦牛税，我国古代所谓的“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史书上记载的周代的“九贡”都是实物征收形式，宋代实物收入的内容更广泛而具体，分为谷、帛、金铁、物产四大类，仅谷类就有71种之多[注5]。这种实物形式的税收就必然要求税率只能采用定额税率，所谓定额税率，又称固定税率，是按单位征税对象，直接规定固定税额的一种税率形式[注6]。说简单点，就相当于“一亩地纳多少粮”。这种税收形式可以说是原始的、粗放的、不精确的。因为直到此时为止，人们收入的多少和国家的税收的多少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国家也就基本上不参与会计，使得会计仍然处于“纯粹的会计”的阶段。
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企业大量的出现，并越来越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这就是由农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这就向传统的“定额税率”的税收形式提出了挑战——由于公司、企业的个体差异非常大，不象土地一样可以用面积为衡量标准，不可能让每一个公司、企业都交同等的定额税，但不对公司、企业征税，国家又不甘心，于是，以收益为征税对象的比例税率应运而生。所谓比例税率，是指应征税额与征税对象为等比例关系的税率[注7]。在英国最早兴起了对所得额的课税，一开始是为了应付由战争引起的庞大经费开支，只是一个临时性税种，随着战争的发生和停止而时兴时废，因此又有“战时税”之称，直到1874年才成为英国税制中的一个永久税种，以后相继被世界各国所采用[注8]。这样生产者和经营者收益的多少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就由原来定额税率制时的无关紧要变得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性，连花草树木都知道向着有阳光的方向生长，何况是比花草树木高级千万倍的人呢？这就是利益。利益是人们需要的社会转化，它反映和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任何利益的背后，都隐藏着特定的社会关系，而且，人们结成社会关系的动因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需要[注9]，“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注10]，因而，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也必然要体现为各种不同的利益[注11]，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注12]。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中才有了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个人利益、群体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阶层利益、国家利益等形形色色的利益。由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一切其他生产的基础，人们的经济关系是一切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因而以物质利益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利益也就获得了相对其他利益的基础地位，支配和影响着其他利益的发展。公司、企业等经济组织与国家就是两种不同的甚至有直接经济利益冲突的利益主体，而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公司、企业等经济实体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国家非但不创造物质财富，而且还强制地、无偿地、固定地从社会索取物质财富，以支持其庞大的国家机器运作，这就是所谓的“税收”。
于是，公司、企业的老板，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总是千方百计地在做账时多记录支出，少记或根本不记录收入，把盈利变成亏损，从而减少所上的税。这肯定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是不会得到国家的允许和赞成的，因为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手段，目前，税收收入在我国家财政收入中已占95%以上，在日本占91%，英国占96%，美国占98%[注13]。而在我国的现行税制当中，仅消费税、增值税和营业税三大流转税就占税收总收入的70%以上，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20%左右[注14]，加起来就超过了90%，而这些税种都是实行比例税率，可见，会计做账的真实性成了决定国家财政收入多少的关键环节，这就使得会计的规范化变得刻不容缓，于是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方式逐步参与到会计中来，力图规范会计行为，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税收，慢慢的，就演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在利益的驱动下，可以说，今天的会计，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会计”，国家法律、法规已经渗透到了会计的每一个环节，会计的点点滴滴都是国家“人为”雕琢的产物。现在会计教科书上所说的所谓的核算、监督、反映等会计的基本职能无非是用来掩人耳目、混淆视听的，真正的会计的职能是国家征税、查税的工具。
第一，所有的会计制度，无非都是用来保障国家税收的，关于这点，不仅有《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会计师条例》、《现金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加以保障，甚至纳入了《刑法》的管辖，我国《刑法》第201条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而你知道吗？这条所在的章称为“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所在的节称为“危害税收征管罪”。
第二，所有的会计技术、会计方法，无非都是用来为国家税务机关进行税收稽查提供方便的，因为只要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如果摒除国家税收的因素，仅就公司、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的需要而言，那么所有公司、企业现在的会计人员、会计记录（如会计分录）、会计账簿等等，至少可以裁减一半以上，在一些小一点的公司（非上市的）甚至仅仅记录一下收入和支出也就可以了，但这样国家会同意吗？绝对不会！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收入和支出的真实性将无法查证，也就等于收益的多少无法核实，将直接影响国家税收。所以国家必然要求你的每一笔经济业务都要做到有据可查、有账可查，这就是国家为什么对现金管理得这么严的原因！基于这一目的，国家不断地为会计添枝加叶、添油加醋、添砖加瓦，使得本来很简单的会计不断地变形、变味、变态，变得越来越臃肿不堪、艰深晦涩和繁杂无比。为此，公司、企业每年不知要花费多少冤枉钱，真可谓“自己花钱为国家审查（税务稽查）自己提供方便”，而国家却坐享其成！
第三，我们知道，现在国家对社会上的很多行业都实行职业准入制度，也称执业资格证制度，例如电工证、钳工证、执业药师、执业医师等等。但是，这些资格证多半不是从事这些工作所必须的，而仅仅是工资晋级的依据和需要，有的资格证甚至还要求从事相关工作一定年限方可报考，例如，一个中专毕业生，如果想报考执业药师的话，必须从事相关工作七年以上。而会计则完全不同，必须取得相关的资格证方可从事。或许大部分会计人员只知道国家既然这么规定就照着去做，而不问为什么？其实这一样是为了国家税收！所以，会计人员的学习，才是真正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因为国家的建设资金来源于税收，而会计人员的学习无疑是加强税收的保障）！所有的会计人员啊，你知道你在为谁辛苦为谁忙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会计的精神表述为：会计是一种制度，制定这种制度的目的和宗旨是为了规范公司企业的做账的行为，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税收。其价值可以等同于税收的价值。
结语：国家具有对内维护阶级统治、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对外抵御外敌入侵的基本职能，所以需要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暴力机构，以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要维持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无时无刻都需要钱、需要经济支持，而如前所述，我国95%的财政收入来自税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要税收的存在，等于不要国家的存在，税收的重要性可以等同于国家的重要性。所以，纳税是每一个公民的光荣义务，我们也完全可以正大光明，但几乎所有的会计教科书都只告诉我们该如何对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而不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以至于很多会计人员对此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连《会计法》也对本文所说的“会计的精神”闪烁其辞，我真搞不懂，我们到底怕什么？
在当今的会计理论界，其实务领域的理论非常的发达，但在思想领域的理论却是一个空缺，希望本文能对弥补这一空缺有所增益！
作者：余秀才(原创)
